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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武士
作者：汤姆·克兰西
内容简介
本书是汤姆克兰西第三部非小说类的军事著作，是他和美国前特种部队司令、退休中将卡尔斯廷纳合著的一本记实性著作。本书详细介绍了美国特种部队诞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它所参与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关美国特种部队的招募、选拔、训练以及领导体制等方面的资料。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特种兵已经开始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但美国军方一直视这些战斗精英为另类，对他们非传统的战斗方式嗤之以鼻，视其为杂耍。然而，1980年，在53名美国人在伊朗德黑兰成为人质后，美国军方发现，传统的以苏联和东欧为假想敌的军事作战方式根本无法应付恐怖主义这种新的世界威胁，从此特种部队的命运大为改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逐渐成为各种重大政治和军事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本书主要围绕着卡尔斯廷纳将军的军事生涯展开：50年代作为特种兵生涯的开始，作为绿色贝雷帽在越南的参战，在中东地区组织和参与的各项秘密任务，直至最终成为美国特种部队司令的经历。基于斯廷纳将军的亲身经历，书中披露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比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特种部队与北越部队的交锋，美国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将军的详细过程，1985年阿希尔劳罗号人质劫持事件，1990年沙漠风暴期间美国特种兵参与的军事行动等。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


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卡尔?斯廷纳准将在结束早晨的跑步锻炼返回的时候，在营区大门口遇到了他的情报处处长迈克?弗林上校。“在地中海上有一艘游轮被劫持，”弗林上校冷静地向他报告，语气中带着几分急切。“船上很可能有美国人。”


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有能力从公海上把这艘游轮夺回来。斯廷纳知道肯定会动用他的部队，而且会很快。


他身高6英尺，身材细长，浑身透出军人气质，但却不那么死板，显得非常悠然，平易近人。可是，他从来不甘落后，内心深处总感到有一种压力。这不仅因为他总想出类拔萃，或想把自己的部队带成最优秀的部队——所有的军官都这样——他还不断想出一些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在与弗林赶往司令部大楼的时候，斯廷纳的脑子已经动开了。他知道弗林的那一点点情报是他当时能得到的全部信息，否则他肯定会向他报告更多的情况。即便如此，他也必须根据这仅有的信息来采取一些行动。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策划、训练和演习，联合特种作战部队才培养出各种规模的特种部队，以应付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任何危急形势；只要有飞机运送，他的部队就能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出动。根据他们的计划和演练，他把重点放在眼下怎么办的问题上。“这是个很难对付的目标……必须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他心中思忖。“我们的行程很长，要尽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现在就必须安排落实空运。我们必须找出那艘游轮的确切位置。”


虽然他在考虑这些问题，但却显得非常镇静。特种部队一旦有了任务，就必须快速、准确、高效地完成。这样的任务可能非常复杂，许多人都会面临危险，此外还存在着许多未知的变数。在这种情况下，特种部队的人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表达感情。他们按规章办事，集中精力对付必须完成的任务——特别是要找到可以利用的薄弱环节，以便用尽可能完美的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问题。


进入司令部大楼后，他就径直走进联合作战中心（JOC），这是一个高技术作战室，里面有计算机工作站以及与特种部队各单位、五角大楼、世界各地主要军事指挥部的保密通信系统。他将在那儿看到最新的情报，向掌握第一手情况的人了解地中海上的这一事件。他的主要参谋人员早就到了，正在等候他的指示。


特种部队中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情报中心，有“值班军官”——军官和文职专家，他们随时关注突发事件的情报——分析专家，还有收录了所有已知恐怖组织信息的数据库。指挥部的电脑终端连接着各大媒体的网络，包括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酝酿中的突发事件的最初迹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常常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联合特种部队还有人常驻在美国各个情报机构中。他们不仅关注这些机构的分析家认为不太重要的已知信息，还随时关注恐怖活动的种种迹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总部对恐怖事件的了解都比较早，而且通常都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最完备的信息。


斯廷纳知道，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早已由参谋人员通报给有关部队。这也意味着，在他发出进一步指示之前，他的部下都要随时做好准备，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可以立即出动。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能争取到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时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斯廷纳在接受这个职务之前，曾去过中东地区，对恐怖分子及其活动方式比较了解。例如，1975年至1977年，他曾在沙特阿拉伯担任旨在使沙特国民卫队现代化的训练总指挥，曾有机会对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主要助手进行过评估。巴勒斯坦人和来自这一地区的其他知名人士一起，应邀参加了由哈立德国王和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亲王主持的军官学校学员毕业宴会。


阿拉法特的助手们引人注目，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美国的大学获得过较高的学位。他们衣着得体，精明强干，善于辞令，通晓国际事务。阿拉法特显然是个领袖人物——异常睿智，不同凡响——但是，给斯廷纳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那些精明强干的助手。后来的岁月证明，他丝毫没有看错。


1983年，斯廷纳被派往黎巴嫩。在那里，他亲身体验了恐怖活动及其影响——美国大使遭到暗杀；他在那里的时候，美国大使馆有60多人遭炸弹袭击身亡，后来又有2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因炸弹袭击而丧生。


当年的贝鲁特无异于一个武装的兵营。那里不仅有许多相互对立的组织，而且随时都可能爆发战斗。任何人都没有安全可言，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狙击手的子弹、两派的交叉火力、埋伏、大炮和火箭的胡乱射击。有时要打出上千发炮弹和火箭，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这座城市的某个地区变成一片废墟。


那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可是，对斯廷纳来说，却获益匪浅。它向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学到了其他任何地方都学不到的东西。


●你学会了如何生存，否则就不能生存。


●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你知道根据宗教派别或宗教动机，能信任谁，不能信任谁。


●你学会了恐怖分子思考问题的方法。


特种部队的演变过程


战争的传统作用是改变现存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也许是在运用新方法来实践一种非常古老的战争形态。军事上的弱势国家，用恐怖主义来达到其用外交和军事手段根本无法达到的目的或得到的让步。


这种新形态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很快就暴露出缺乏应付手段的弱点。它既没有对付恐怖活动的国家政策和情报能力，也没有训练有素、能对恐怖分子挑衅活动作出反应的军事能力。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用以对付苏联的，而不是对付恐怖活动这类事情的。


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遭到“黑色九月”恐怖分子的屠杀。当恐怖分子带领人质穿过机场跑道、走向接应他们的飞机时，如果德国的狙击手有能力把恐怖分子打死，这样令人发指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


以色列人记取了这个深刻的教训。1976年7月4日，86名以色列空降兵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降落。他们的使命是营救8天前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一架法航班机上的乘客。在几分钟之内，这些空降兵就营救出95名人质，并打死了4名恐怖分子——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和两名人质丧生。这次成功解救人质行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这也进一步反映出美国在反恐能力方面明显不足。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1975年5月已经看得很明显了：为了解救被柬埔寨政府扣留的美国商船“玛雅各”号上的39名船员，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打死。营救活动以失败告终。


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在处理恐怖分子制造的人质危机方面，美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70年代中期，三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开始进行院外游说，提出建立一支特种“精英”部队来应付这种非常规的威胁。这三个人是：陆军作战部部长爱德华?C?夏伊?迈耶中将、陆军特种部队司令罗伯特?鲍勃?金斯敦少将以及军控与裁军署首席科学家、负责政府方面研究恐怖活动的专家罗伯特?库珀曼。


起初，他们三个人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武装部队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建立“精英”部队的人，就连在陆军中也是如此。虽然陆军花了很大本钱进行了技术投资——坦克、直升机、防空导弹、装甲运兵车以及现代战场上所需要的其他各种武器——但是它们在反恐当中显然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这类精英部队的偏见——在美国陆军中，精英部队从来就不受欢迎；二是认为这种部队会与现有的武装力量争夺有限的资源和资金。


1977年6月2日，迈耶中将向陆军参谋长伯纳德?罗杰斯上将提出了建立特种部队的设想。


这支部队将是反恐的主要力量。由于它要处理最复杂的危机局面，所以它要具备其他部队所没有的作战能力。它将由三个作战中队和一个支援中队所组成。它的成员要经过精挑细选，要特别成熟、勇敢、坚强，具有生理和心理应变能力，要能对各种危机形势，包括对他们本人构成的直接危险，作出适当的反应。


1977年11月19日，陆军正式组建了特种部队，不过两年之后，与部队所肩负的使命相关的战术和作战程序才得以完善。


为了对这支部队进行最后的验收，在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的亨特陆军机场举行了一场军事演习。演习于11月4日（星期日）凌晨结束。特种部队完成特殊使命的能力得到了验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举行这次演习的时候，一群暴乱分子进入了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很快大使馆里的所有人——总共53人——都成了新成立的、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伊斯兰革命政府的人质。


这场危机持续了444天。这次事件使美国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在能否有效对付恐怖事件方面的一次可怕而痛苦的教训。美国面临着种种风险、窘迫、矛盾、法律问题、别国介入问题、主权问题等等；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可是在这种规模的“战争”中，重型武器难以施展，同时也会造成过量杀伤。此外，还有人质问题。我们想采取一些行动，使形势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是，采取什么行动呢？


这支部队的射击手和操作手，也许是世界上同类部队中最优秀的，可是它还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没有指挥机构，没有参谋人员，没有战斗支援部队。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令人失望的是，在伊朗没有支持营救行动所必需的情报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处于两难境地的吉米?卡特总统决定采取行动，营救53名人质。陆军特种部队理所当然地成为伊朗营救行动的核心力量。


以色列人突袭恩德培机场的行动是个可效仿的典型……它的策划、领导和袭击方式都令人赞叹，但它的实用性不强。对德黑兰进行突然袭击的困难比较大。对恩德培的袭击只是对一个机场的袭击。袭击者可以迅速着陆，对恐怖分子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而不被发现。德黑兰是一个大城市，有数百万人口，处于一个幅员辽阔的敌国境内数百英里的腹地。要让一支能有效运作的部队进入德黑兰、进入大使馆而不被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接下来悲剧就发生了


詹姆斯?沃特少将被选来领导这次营救行动。他有一支能力非凡的特种兵部队，但仅此而已。他实际上必须白手起家，建立一个高效的具有指挥、控制和情报支援功能的司令部——选拔和训练司令部成员，制定行动计划，挑选支援部队，训练完成突击任务的部队。


如果特种部队能够进入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他们肯定能够展开营救行动。但是，把他们运送过去并把他们接运回来，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它意味着要在愿意支持美国营救人质努力的国家建立中转基地，还要在伊朗境内建立支援基础设施。首先需要的是机场，以便用直升机转运C130运输机上的突击部队，负责在机场和靠近德黑兰的降落场地之间运送部队，另外还要有卡车在降落场地附近接应。


除此而外，还需要几架C130运输机以及能够进行“无线电静默”飞行的机组人员，于夜间飞抵沙漠机场。要有可靠的直升机中队负责在机场和德黑兰之间接送突击部队。


在各个军种中还找不到能够完成这项使命的部队。吉姆（詹姆斯的昵称）?沃特只好亲自组建、装备并训练这支部队。


要使单兵和部队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完成这项任务的水平，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例如，以前就从来没有利用夜视仪飞行的先例。吉姆?沃特是完成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可以选出的部队、装备和机组人员最多只能勉强承担这项任务。


更加困难的是在伊朗境内建立情报与支援机构。沃特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支持，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资源。他派人进入伊朗做先期准备。他的计划是，在德黑兰建立情报支持机构，以求证实人质的确被关押在大使馆办公处（一个有90个房间的使馆大院）。这个机构还要负责安排卡车在直升机降落场地附近等候，负责在大使馆和降落场地之间运送部队，以及营救出来的人质。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的是狄克?梅多斯少校和特种部队的三名士官，加上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特工。


1980年4月1日，中情局一位独腿飞行员驾驶一架小型双引擎飞机，在夜色掩护下把约翰?卡尼少校送进了伊朗。卡尼的任务是进入伊朗境内一个被称为“一号沙漠”的边远地区，找出并标示出一条3000英尺长的降落跑道。这将成为一个转运突击队员的场地，也是由“尼米兹”号航母起飞后加入他们行动的直升机部队的油料补给场地。这支部队由8架海军“海上种马”直升机组成。这些直升机并不适合这项工作，但是从它们的航程和载重量来看，是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飞机了。


卡尼借助他用飞机带去的一辆旧本田自行车标定了降落场地。跑道建好之后，他安装了机场照明系统。这个系统将由领头的C130驾驶舱里的人以遥控方式打开（这项任务将在那天夜晚由他亲自操作完成）。


1980年4月24日，救援部队的132名成员到达阿曼附近的马什拉岛的中转基地，并从那里登上C130，以超低空方式进入“一号沙漠”。


那天夜里，C130没有遇到特殊情况，比较顺利地到达“一号沙漠”，倒是直升机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那8架直升机中有6架能参加这次行动，可是它们在途中遇到强沙尘暴，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到达该沙漠简易机场。剩下那2架在沙尘暴之前就因机械故障而返回了“尼米兹”号。有6架“海上种马”也够完成这次任务了——但也只能说是够用而已。如果再损失一架，有一些营救人员就不能同时离开。这不是什么好事情。所有的人员都非常重要。


这一个半小时的延缓使得大家都很紧张。直升飞机不得不按时离开，以便在黎明前到达德黑兰附近的指定降落场。


这次任务的运气并没有发生好转。在加油期间，剩下的6架直升机中，有一架的液压泵被烧毁。这样就只剩下5架直升机——要完成任务，数量已经不足——要想到达隐蔽地点也已经来不及。


这时候，不得不作出放弃这次任务的决策。这是一个谁也不愿意作的决策，但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


接下来悲剧就发生了。


一架加完油的直升机，在其自身卷起的阵阵黄沙中开始盘旋，按照计划，跟随一个手电的亮光移动到一个降落地点。直升机驾驶员以为打手电的人是机场控制人员。实际上那人只是个打手电筒的人——也许是在检查自己的C130飞机的机组成员。与此同时，这位直升机驾驶员期待着下面的人把电筒拿稳一些。实际上，那个人一直在走动，设法避开直升飞机旋翼扬起的沙尘。由于多种错误的综合原因，结果导致直升机盘旋到离C130很近的地方，旋翼的叶片碰上了C130机翼的顶端，引燃了储存在那里的燃料。顷刻之间烈焰腾腾，C130上的5个人和直升机上的3个人全部丧生。


直升机编队的指挥官决定放弃所有的直升机，以避免发生进一步的灾难。当时只要不是在C130上的人，都匆匆忙忙地登上飞机。于是，美国可以调集的最优秀的突击队便在一片混乱中放弃了在伊朗沙漠中的这次行动。


美国的颜面扫地。被烧毁和被遗弃的美国装备散落在沙漠上。8名美国人丧生。美国的人质依然被关押在德黑兰。美国的敌人在幸灾乐祸地看笑话。


这次失败对经过艰苦训练、冒着生命危险去伊朗的部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都认为如果当时能进入德黑兰，他们就能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任务。这次失败无论如何也不能怪他们，而要怪把他们调集起来的人，因为他们不仅准备不足，而且装备也不足。


紧急狂暴行动


“沙漠一号行动”失败后，有两个关键的动作必将大大改变美国特种部队未来作战的能力。第一，这次任务失败两天之后，卡特总统下令五角大楼准备第二次营救。卡特还下令国防部长务必确保此次营救所需要的所有资源。第二，国防部长任命了一个由前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L?霍洛威海军上将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伊朗人质的营救问题，并提出改进未来作战能力的适当建议。这个委员会后来提出，要建立一支常备的联合特种部队，作为国家一级的资源，这支部队要有其自身的总部、作战部队以及进行有效反应所必备的能力。


当年8月，理查德?狄克?斯科尔特斯少将受命担任新组建的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负责进行代号为“蜜獾行动”的第二次人质营救。实施营救的行动计划和训练工作很快就展开了，并根据上次行动的教训进行了有明显特点的重大改进。例如，本次任务将使用改型的陆军黑鹰直升机，因为它的可靠性和航程都大大超过他们先前使用的海军HR53海上种马直升机。虽然还是没有多少可靠的情报，但却制定了好几套作战方案。（后来从被释放的人质那里了解到，在上次计划营救的当天，在情报部门认为关押人质的地方，实际被关押的人质还不到百分之五。）


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就职典礼那天，也就是1981年1月20日，在得克萨斯州的训练场上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演习。突然之间有消息传来，说人质已被释放。这次演习的必要性引起了争议。这次任务已经没有必要。


人质的释放与美国军方毫无关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使伊朗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更需要的是被卡特政府冻结的120亿美元的资产（包括伊朗国王购买的主要武器系统），而不是人质。伊朗主动释放了人质——认为人质问题在美国未来的总统大选中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期待着与里根政权做一笔好交易。他们做成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到全部的120亿美元，但他们所得到的80亿美元的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蜜獾行动”所进行的训练和准备，大大提高了参训部队的战备和实战能力。由于这次行动被取消，狄克?斯科尔特斯就能把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未来实战的准备工作中。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的战备和作战能力将会有较大的提高，能对华盛顿的任务作出有效的反应。例如，有情报说在老挝的一个战俘营里还关押了一些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战俘，于是这支部队就开始准备进行一次秘密营救任务，这就要研究特别的战术、技术、程序以及特种装备。


这些准备工作都取得了进展，得到了演练，成为一项复杂计划的一部分，包括抢占某友好国家的机场，并从那儿开始营救行动。然而，在开始之前，狄克?斯科尔特斯要求“由美国人的眼睛”来证实情报的准确性，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谨慎、讲究实际的人。他不仅要求由美国人的眼睛去证实，他还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起去。这件事没有发生。中央情报局派出了自己的人（都不是美国人）进入老挝。虽然他们带回了几百张照片，可是没有一张能表明上面可能有美国人。斯科尔特斯坚持要派自己的人去现场侦察，可是这项要求没有得到批准，这个任务最终也就落了空。


即便如此，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像以往一样，这次训练非常有用，而且为完成这次使命专门研究出来的战术、技术以及装备在将来仍然有用。


后来，到1985年10月，挪威政府想了解美国有没有专门的力量把在公海上的大型豪华游轮“截获下来”，因为他们比较担心初露苗头的恐怖主义威胁，担心这可能对他们的游轮业造成伤害。为了得到证明，他们提供了“挪威公主”号游轮作为美国人的训练辅助设施。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专业特长表明，他们知道如何漂亮地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是在茫茫黑夜中。


1983年10月25日，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参加了入侵格林纳达的“紧急狂暴行动”，配合大西洋司令部所属的一支规模比他们大的部队协同作战。这次行动的总目标有三个：营救在首都圣乔治郊外的格林纳达医学院学习的美国留学生；营救由古巴支持的左翼政权软禁的前总督；防止格林纳达岛被古巴或苏联的军方使用。这项使命包括占领整个格林纳达岛。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太好。


虽然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受命参加了“紧急狂暴行动”，但是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他们来不及制定计划，进行准备和适当的训练。情报方面的失误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正如狄克?斯科尔特斯在回忆中所说：“在H时（攻击时间）即将开始之前，改变指挥和控制，改变任务的日程，使得我们在岛上的处境近乎于一场大灾难。


“一开始，12号（星期四）那天，本来的计划是由我们单独采取行动。星期五那天，大西洋司令部受命负责指挥，由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协同。可是，到了星期六，美国海军陆战队驻贝鲁特的军营遭到炸弹袭击，这对海军陆战队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导致再次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指挥简令会上，海军陆战队司令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如果不让海军陆战队参加攻击格林纳达岛的行动，部队的士气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离总攻开始不到48小时的时候，海军陆战队也介入了‘紧急狂暴行动’。这就意味着要任命一位全新的总指挥官：梅特卡夫海军上将。


任务的变化也来得非常之快


“星期一，在宣布梅特卡夫海军上将就任的简令会上，到会的国务院代表说，最重要的是，攻击一开始就要夺取里士满山监狱——不过国务院的人不能告诉我们监狱关的是什么人，我们要营救的是什么人，也没有说那些监狱的看守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对他们说，‘这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我们不知道营救的是谁，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将把它作为后续目标。’他们仍然坚持，所以我要求把行动推迟24至48小时，以便使我们有时间收集更准确的情报。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同意。（我们一直建议把行动时间定在02时00分，可是也没有被采纳。所有的人都将在白天而不是黑夜实施登陆。）这一来，我们就对我们一支主要攻击部队的使命作了重大调整——在没有充分情报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更换在波普空军基地已经装上C5黑鹰运输直升机上的东西——在仅有的那点时间里，这样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谁也不同意我们提出的02时00分开始行动或者推迟24至48小时的要求。国务院和中情局制订了一个夺取该岛的详细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一支七国支援部队配合行动。这支部队将在开始行动后3小时登岛，然后接受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指挥。在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接到命令9天之前，这些国家就知道行动时间定在25日（星期二）05时00分。这种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此外，还有情报的混乱。


“例如，情报部门告诉我们，那些医学院的学生全都在该校的特鲁布鲁校园区——那里也是我们的目标。其实他们不在那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在2英里之外，在该岛另一侧的格兰德安斯。更重要的是，就在我们开始制定计划的前2天，该校校长曾经造访过国务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问问他我们的学生在哪里。


“再举个例子：情报部门说该岛只有2门40毫米高炮。实际情况是，在机场的敌人有大约6门40毫米高炮，2门四管50毫米高炮。在弗里德里克要塞，还有2门40毫米高炮、2门四管50毫米高炮。可以监视直升机飞向里士满山监狱的通道。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空中支援。如果没有AC130武装直升机，整个任务失败的可能就更大。这时候，梅特卡夫海军上将竟然厚着脸皮警告我说，我们不可能得到空中支援的密切配合。我告诉他我将利用自己的资源，我想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懂。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启动了分配给我们的这项使命，也算是勉为其难了，因为这次艰巨任务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加上没有经验的指挥，任务的变化，面对有相当防卫能力的目标于白天采取这种复杂行动的危险性，几乎没有情报或没有精确的情报，以及也没有适当的常规部队指挥官的支持。”


海军海豹突击队所执行的一次任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很能说明斯科尔特斯少将所说的那些问题。海豹突击队计划于拂晓时分空投一支配备小船的侦察分队——被称之为夜间船降——观察并报告萨利纳斯机场的活动，准备突击占领并巩固机场。可是，这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以前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夜间船降训练，受命参加这次行动的两架C130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也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作业，这次降落也没有在拂晓时分，而是在夜间一次没有预报突然而至的暴风中进行的。海浪比预期的要大得多；一架飞机上的海豹突击队员被降落在离开其他人2英里的地方；最后，4名海豹突击队员溺水身亡。他们的尸体一直也没找到。


分配给海豹突击队的另外两个目标是大约７英里之外的总督府和电台。虽然这两支海豹突击小分队都受过夜战的训练，能利用茫茫夜色，可是现在却被用于白天作战。那支负责保卫总督府的小分队还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要带上国务院一个三人无线电小组。这个小组携带着一台手提式广播无线电，以便让总督对全国发表讲话，说明他很安全而且仍然在控制局势。


海豹突击队员着陆之后，本来应当保证电台的安全，结果却和武装警卫部队发生猛烈交火。由于人数太少，武器也不足，他们的队长和一名队员受伤，小分队被迫撤回到海滩，最后在夜色中被接走。


夺取总督府的小分队表现较好，但他们的行动也还是有问题的。


他们的直升机接近总督府的时候，找不到地方降落。这也是情报准备不充分的结果。那里地形陡峭，而且有很多大树。这就意味着突击部队不得不从一条75英尺长的绳子上滑下去，以便到地面后清理出一片降落场地，好让那架运送国务院无线电小组的直升机降落。


那架直升飞机在围绕总督府上方盘旋时，遭到附近山头高炮火力的猛烈袭击。直升机数次被弹片击中，驾驶员身负重伤，可是他表现非常出色，使得直升机免遭坠毁的厄运（后来他还把飞机飞回这次行动的旗舰“关岛”号上，因为那艘舰艇上有医院设施）。


与此同时，海豹突击队员控制了总督府，找到了总督和他的妻子，发现他们精神状态良好。突然有3辆装甲运兵车出现在官邸大门口，突击队员们立即请求一架AC-130武装直升机前来支援，很快就控制了局势。那几辆装甲运兵车刚调转炮塔指向总统府，就被武装直升机统统消灭了。


从突击队员们的装备来看，他们干得很出色。但是也有失败之处。


“紧急狂暴行动”展开的过程中，卡尔?斯廷纳在贝鲁特。即便如此，他也能够从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杰克?维西将军之间的卫星无线电通话中了解到战斗的情况。斯廷纳之所以能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直接通话，是因为对方把自己的私人信道频率给了他，不过这也使他能够听到来自“紧急狂暴行动”的所有报告。


在布拉格堡的时候，斯廷纳与斯科尔特斯既是朋友也是邻居。1983年8月被派往黎巴嫩之前，斯廷纳一直是第82空降师主管作战的副师长。收听卫星通话中的报告使他很丧气。“我真的能体会到狄克?斯科尔特斯的心情，”他说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事件


在此后的十个月中，狄克?斯科尔特斯日以继夜地工作，为的是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同时他还研究了如何尽最大努力培育出最强的战斗力，以适应反恐和其他突发事件的特殊使命的要求。1984年8月，斯廷纳担任了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从狄克?斯科尔特斯手中接过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联合指挥部以及世界上最优秀的特种部队。


斯廷纳的任务“是把它建设得更好，确保美国在遭受突然袭击的时候能有一支充分准备的部队来应付局面。动用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时候，就说明用于解决问题的其他选择都已不充分或不适合。所以风险很大”。


但是，无论你的训练和准备有多好，甚至所有的运作都没有错，你的行动也可能失败。有时候恐怖分子的行动是在安全的庇护下进行的，比如在贝鲁特，你就找不着他们。有时候来自上面的拖延和犹豫不决会妨碍你采取及时行动，以致坐失良机。


这两个因素都将影响到1985年6月的指挥。4个月后就发生了“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事件。


TWA(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


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当地时间上午10时00分，TWA847航班从雅典机场起飞前往罗马。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53人，其中135人是美国人。这是一架短途波音727飞机，驾驶员是机长约翰?特斯特拉克，副驾驶是菲利普?马斯卡，飞行技师是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从希腊政府后来提供的信息来看，就在前一天，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从贝鲁特来到雅典，在雅典机场过夜，并预定了从雅典飞往罗马的TWA847航班。他们的目的是劫持这架飞机。然而，由于这架飞机上只剩下两个座位，他们只能上去两个人。这两个人化名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后来发现他们的真实姓名是穆罕默德?阿里?哈马迪和哈桑?伊兹阿尔丹）。


那个只好留在雅典的人后来被证实是阿里?阿特瓦。发现他参与劫机行动后，希腊当局立即将其逮捕。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是与伊朗有联系的激进的、革命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成员。这次劫机是真主党组织的，当然，随着这一事件的逐渐明朗化，活跃在黎巴嫩的其他组织也会浮出水面。


卡斯特罗和赛义德登机后，就坐到靠近厕所的后排座位上，因为他们劫持飞机所使用的武器就藏在那里，很可能是机场雇员干的。其中一个人带着一只小旅行包走进厕所，找到了武器——两把手枪和手榴弹。


飞机爬升到飞行高度之后，这两名恐怖分子便开始行动。他们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飞机前部，把空中服务员尤里?德里克森推倒在地，用阿拉伯语和蹩脚的英语大声喊道：“去死吧。美国人去死。”然后他们把尤里?德里克森的头往驾驶舱的门上撞，以警告驾驶舱的成员。他们先是用手榴弹抵着她的脸，接着用枪顶着她的耳朵，她还是摸到了机内通话系统，告诉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发生了劫机事件。


特斯特拉克机长立即下令打开驾驶舱门，这时两名劫机者大声地提出了他们的第一项要求：他们要去阿尔及利亚。


这是不可能的。波音727上没有那么多燃料，所以机长提出飞往开罗。这个建议使得早已暴跳如雷的恐怖分子更加恼火。“不去阿尔及利亚，就去贝鲁特。”他们大声喊叫。“只要有燃料。”


特斯特拉克机长改变航向，向贝鲁特方向飞去。这段距离有700英里，勉强在飞机的航程之内。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命令所有在一等舱的旅客统统到飞机后面去。由于后面没有足够的座位，其中有些人被迫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接着他命令尤里?德里克森把所有乘客的护照收缴上来，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乘客是美国人和／或犹太人了。护照收上来之后，卡斯特罗命令尤里把以色列人挑出来，结果发现飞机上没有以色列人。接着他要她把犹太人挑出来，结果也没有做到，因为美国护照上不注明宗教信仰。他变得更加烦躁，让她把乘客名单读给他听。当她读到的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他就让她把那名乘客护照挑出来。有7个人属于这个类型。


接着卡斯特罗把注意力转向军人身份证（军人旅行时往往持军人身份证而不是护照）。在飞机上有一名叫库尔特?卡尔森的陆军预备役军人和6名在希腊完成水下作业后回国的海军潜水员。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强迫这几名潜水员到相对分散的座位上去，并大声喊道：“海军陆战队员！‘新泽西’号！”“新泽西”号战舰最近曾经炮击过贝鲁特，另外在贝鲁特机场还驻有1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接着卡斯特罗命令所有乘客把头放在双腿之间，不许向上看。


当TWA847航班到达贝鲁特地区之后，机上的燃油已降到最低点。可是，贝鲁特机场控制塔仍然拒绝这架飞机着陆。这件事使劫机者很恼火，所以在驾驶舱的劫机者当时就拔出手榴弹的保险销，威胁要炸毁飞机。机长认为他已经别无选择，决定强行进场。


这一招起了作用。飞机安全着陆并停了下来。接着他们等待给飞机加油。恐怖分子还想要飞往阿尔及利亚。


就在他们着陆的那一刻，驾驶舱里的机组成员都看见了一架飞机的残骸，那是两天前被巴解组织炸毁的一架约旦客机。


由于黎巴嫩不想介入目前这场危机，所以他们对加油的要求置之不理。这就意味着恐怖分子再次感到不悦。为了表示他们的决心，他们用胶带紧紧地缠住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瑟姆的双手，把他拖到飞机的前部一顿暴打，把他的肋骨全都打断了，然后把痛苦呻吟、浑身流血的他扔在飞机前部的一个座位上。


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运作


特斯特拉克机长向指挥塔台发出无线电呼叫：“他们在殴打乘客，威胁要杀掉他们！”这时候黎巴嫩当局才同意给TWA847航班派一辆加油车。


由于去阿尔及利亚是一段长途飞行，特斯特拉克不得不按照飞机的最大容量加油，加上满载的乘客，使飞机超重了15000磅——这样起飞是很不安全的。考虑到这一点，劫机分子同意释放17名妇女和2名儿童（他们从紧急出口的滑道下了飞机）。释放乘客不仅使飞机比较安全，也减少了劫机者需要控制的人数——同时也使外界了解到飞机上的情况。


可想而知，由于一系列事件上的拖延以及犹豫不决，被释放的乘客要在几个小时后才能飞往100英里之外的塞浦路斯，接受美国官员的详细询问。


与此同时，到华盛顿时间凌晨4时，劫机的消息才传到华盛顿官员那里。此后不久，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也得知这一消息，而且是负责收听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从新闻中了解到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五角大楼、国务院以及白宫情况室的危机处理小组开始碰头，可是他们所掌握的细节也非常有限。


星期五早晨华盛顿时间6时30分，TWA847航班从贝鲁特机场的跑道起飞，前往1800英里之外的阿尔及利亚。


这时候华盛顿才开始有所动作。五角大楼已经做好立即反应的准备——它是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运作，可是在白宫或者国务院都没有一个有一定级别、能作决策的官员。直到当天上午10时左右，政府的恐怖事件应急小组才开始研究。


与此同时，在布拉格堡，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早就通知所属部队，被劫持的飞机上可能有美国人；同时也通知了陆军空运指挥部，因为很快就要用到空运资源；同时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部官员作了报告，要求五角大楼官员立即进行部署。即将参加这一行动的部队主要来自陆军特种部队以及陆军特种作战直升机部队。他们将首先飞往西西里岛上的斯戈尼拉——这是由美国和意大利共同负责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基地，从战略上来说处于地中海的中段。


由于控制飞机的是两名没有多少武器的恐怖分子，制服他们的条件还是很优越的——如果阿尔及利亚是这架TWA847航班的目的地（看来似乎是这样），如果有可能说服阿尔及利亚人把飞机控制在地面上。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有了这一设想的方案之后，向欧洲司令部提出要求派2架能进行低空飞行、在完全黑暗中降落的C130战爪式运输机，准备让它们从英国的米德兰飞往斯戈尼拉基地。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还提出要派一架与被劫持的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27相同的飞机，到斯戈尼拉参与特遣部队的行动。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掌握了可能发生恐怖活动的地区所有机场的详细资料，它也非常了解被劫持的飞机很可能降落的阿尔及利亚那个机场的所有特点，所以它就有两种选择：运载营救人员的战爪式运输机可以在漆黑的夜间着陆；环球航空公司的波音727则可以用作特洛伊木马。


在这个时段里，很多宝贵的时间都被浪费了。特种部队得知劫机消息之后，就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可是却没有空运手段，也没有能够胜任这种任务的机组人员。这种情况在过去有过，在当年10月又出现过。把这些人调集起来耗费了宝贵的时间……而恐怖分子则抢在特种部队作出反应之前，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政府恐怖事件应急小组终于在星期五上午开会，并提出立即派遣特种部队。


如果能够随时得到空运能力，斯廷纳和他的部队（包括从英国起飞的战爪以及那架波音727飞机）完全可能在TWA847航班即将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到达斯戈尼拉。然而，在847航班确定其目的地之前，五角大楼不愿先派出特种部队。


到阿尔及利亚当地时间中午时分，那架847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当时（似乎）是穆斯林的斋月。


在前往阿尔及利亚途中，卡斯特罗通过机上通话系统用阿拉伯语发表讲话，详细说明了恐怖分子的要求：他提出释放700多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什叶派穆斯林，释放关押在科威特监狱中的17名什叶派穆斯林，释放2名关押在西班牙的什叶派穆斯林以及2名关押在塞浦路斯的什叶派穆斯林。此外，他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美国对最近发生在贝鲁特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要求全世界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


当然，这些要求是无法满足的。


当飞机接近阿尔及尔机场时，美国国务院向迈克尔?纽林大使传达了里根总统的指令，要他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贾迪德取得联系，提出两项要求：第一，希望阿尔及利亚在政策上破个例，准许被劫持飞机着陆；第二，在该机降落之后，把它扣在原地，不准它再度起飞。


现在全面回顾TWA847航班事件就可以看出，为了营救人质而又不冒很大的流血风险，美国当时只有一个真正的机会。那就是当那架飞机在阿尔及利亚首次短暂停留期间。可是他们失去了那次机会。


迈克尔?纽林没有执行给他的指示，没有千方百计地与本贾迪德总统直接取得联系，而是找了阿尔及利亚的官员，让那些官员来发号施令。


后来迈克尔?纽林说，他手下的大部分人都不在（早已飞往地中海海滩度周末去了），他通过打电话只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阿尔及利亚政府官员。他设法找到了本贾迪德的参谋长，45分钟后对方回电话说，“从人道主义出发”，可以允许那架847航班着陆。


等到那架847航班请求允许它着陆的时候，飞机上只剩下不足30分钟的燃油。


TWA847航班再度起飞


飞机着陆后，恐怖分子决定返回贝鲁特获取增援力量，再次出现了要补充燃料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另一名美国军人，预备役军人库尔特?卡尔森惨遭毒打。不过这件事再次带来了机会。（虽然空中服务员尤里?德里克森不得不用她的壳牌石油公司信用卡来支付燃料费用，因为环球航空公司在阿尔及尔没有降落设施；她后来接到一张每加仑1美元的6000加仑喷气飞机航空汽油的账单。）另一方面，恐怖分子释放了另外21名乘客——其中有十八名美国人。


燃料补充完毕之后，TWA847航班再度起飞，开始返回贝鲁特的航程。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扣留飞机的行动。


与此同时，有一架空军C141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机上搭载的是由国务院官员戴维斯?朗大使率领的一支由20余人组成的紧急支援小组。和他同机出发的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高官（曾经是一名资深的情报站站长）、国防部情报局的几名代表、通信联络和技术人员、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中挑选的成员以及2名特种部队的高级军官。这几名军官将担任顾问，起到协调作用。紧急支援小组的任务是给特种部队打前站，帮助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与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国务院、国家安全部门保持联系。在关于最佳目的地的问题上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小分队决定在斯戈尼拉降落。


TWA847航班开始向贝鲁特机场进行第二次降落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时过后。


跑道上的航标灯没有打开。机场上实行了灯火管制。贝鲁特的机场导航塔台再次拒绝该机降落，特斯特拉克机长再次大声向控制塔台解释说：“我还有不足20分钟的燃料，即使降落在跑道之外，我也要进场。”


特斯特拉克穿过云层，出现在机场上空500英尺处。他可以看见已经被车辆封锁的跑道。他用无线电向塔台喊话说：“我们处境十分危急。我请求你开放机场让我们降落。”


导航员回答说：“遗憾的是，我的上级对你们的问题不感兴趣。”


“如果我们试图降落，飞机就会撞毁。”特斯特拉克对劫机者说。


“好哇，”其中一个回答说。“那就省得我们把它炸掉了。”


“让乘客做好迫降准备。”特斯特拉克对尤里?德里克森说。接着他向乘客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燃油已经不多，所以不得不迫降。我们的燃油只够一次进场。我们准备进场。请做好迫降准备。如果他们不清除障碍物，我们就在跑道旁边的场地上迫降。否则，我们就得落到水里。”


就在离跑道还有3英里的时候，跑道上的航标灯全部打开，设障的车辆全部移除，导航塔台告诉特斯特拉克说他可以降落了。


又一次让人揪心的体验……这些将成为一种习惯。


飞机着陆之后，劫机者要求特斯特拉克把飞机停在跑道中段，不要靠近任何建筑。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开始用阿拉伯语和塔台通话，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气急败坏。他们要求让增援的人登上飞机，但他们的要求遭到黎巴嫩当局的拒绝。


“我不想跟你谈，”一个劫机者扯着嗓子对导航员说。“我只跟阿玛尔谈。”阿玛尔是贝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武装派别，为首的是一个叫纳比赫?贝里的律师，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有关系。阿玛尔比黎巴嫩真主党要温和一些。后来看得很清楚，阿萨德与阿玛尔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的头目们进行暗中交易，来解决紧张局势，条件是要在政治上对他有利。


“你是想争取时间，”那个恐怖分子说道。“你不相信我。那我们就干掉这个海军陆战队员。”他指的是第一次在贝鲁特降落时遭到毒打的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瑟姆。


接着卡斯特罗就把斯特瑟姆带到打开的飞机舱门旁边，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用手枪顶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然后把他的尸体推到停机坪上。


“他已经杀了一个乘客，”驾驶员报告说。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卡斯特罗一把夺过他的麦克风说道：“你看。你现在相信了吧。5分钟以后将会有第二个。”


这时候，卡斯特罗命令特斯特拉克把飞机滑行到加油点。


恐怖分子决不会忘记时间的宝贵。他们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被端掉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他们不断变换地方。


“我开始沿跑道滑行的时候，”特斯特拉克后来回忆说，“猛打方向盘，以免轮子从那个年轻军人的尸体上轧过去。”


在整个过程中，飞机上的每个人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被这样的暴行吓坏了。这时候一个恐怖分子开始唱歌。尤里?德里克森后来回忆说：“那是一首庆祝的歌曲。”


就在这时候，恐怖分子拉出了第二个受害者：一个名叫克林顿?萨格斯的潜水员。


“劫机者来到我面前，”萨格斯回忆说。“用脚踢我，打我，骂我是美国猪。我心想这下我是死定了。我默默祈祷，祈求上帝让我投入他的怀抱。”


突然之间，飞机的后门打开，有12个拿着自动武器的民兵大声叫喊着冲上了飞机。恐怖分子成功地得到增援力量……给解决问题增添了更大的困难。


这12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吉哈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实际上是黎巴嫩的首要恐怖分子之一，叫伊迈德?穆格尼亚。他以前曾经是奥马尔的成员，但这时候他代表的是真主党——他是他们的“护法”。现在整个行动由他负责。


在飞机补充燃料完毕之后，6名美国人，包括霍尔特?卡尔森、克林顿?萨格斯以及另外3名海军潜水员被迫坐在飞机最后两排的座位上。此后不久，这6个人很快就从飞机后面的舷梯边上被带了下去，带进一辆等候在那儿的封闭式卡车。又过了一会儿，第二批5名乘客（包括一名海军潜水员和四个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也被带下飞机，上了另一辆卡车被带走了。


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TWA847航班再度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这一次的阿尔及利亚之行要一直延续到星期天。


现在是星期六黎明时分。


卡尔?斯廷纳受命派出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时，罗伯特?斯特瑟姆的尸体已被扔在停机坪上。特种部队还需要进行6到8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预定位置以解决问题。


斯廷纳他们还在飞行途中，国务院指示纽林大使，请阿尔及利亚方面允许朗所率领的紧急支援小组入境。这个小组现在已到达斯戈尼拉。


根据纽林大使的回忆，阿尔及利亚人不同意。他们不允许搞营救行动，而支援小组和那架空军C140似乎就是搞营救的。


由于不能把飞机或全部人马带进阿尔及利亚，朗只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他挑选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然后率领他们乘商业航班经法国马赛中转进入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以及支援小组的其他人员都到了斯戈尼拉，而且在飞行途中制定了行动计划。降落之后，他们就与那架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27以及从英国飞来的两架战爪运输机取得了联系。营救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天亮之前还有足够的夜色作掩护，以便前往阿尔及尔完成这次行动。不过，营救行动所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因为现在飞机上已经不是它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的情况了。当时飞机上只有2名武装恐怖分子，现在却是14名全副武装的真主党民兵，有些人还带着冲锋枪。


可是，小分队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机库里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星期六清晨，那架TWA847航班又一次降落在阿尔及利亚。这一次它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将超过24小时。在刚刚完成的从贝鲁特到阿尔及尔的充满冒险的航程中，劫机者们对机上的乘客进行了逐个打劫。


飞机降落之后，劫机者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们要求希腊政府释放他们的同伙、一天前在雅典机场被逮捕的阿里?阿特瓦。劫机者们威胁说，如果不把他释放，他们就会杀掉机上的希腊乘客。如果把他释放，机上的希腊乘客将被释放。希腊人作出了让步。那天下午，一架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带着阿里?阿特瓦离开雅典飞往阿尔及利亚。


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利用释放阿特瓦的机会，也让恐怖分子作出了几项让步，同意释放除了美国男子和机组人员之外的所有乘客。迈克尔?纽林说，阿尔及利亚人的谈判非常出色。“他们绝对了不起，”他说道。“他们让恐怖分子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斯廷纳看来，恐怖分子并没有明显的“付出”，因为恐怖分子一直处于控制地位——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纽林后来回忆说，星期天上午他离开机场的时候，他深信阿尔及利亚人和国际红十字会将在不出现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危机。他是带着这个信念进入梦乡的。


几个小时之后，一位使馆官员把他叫醒：劫机者再次要求补充燃料。


这时候，纽林打电话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府秘书长（阿尔及利亚行政首长的首席行政长官），说明了美国人的立场：“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制止飞机起飞，即使这意味着要打掉飞机的轮胎。”


很快，那名使馆官员就向纽林汇报说，那架TWA847航班即将起飞。纽林再次拨通了秘书长的电话。


“我们不得不放他们走，”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对他说。“劫机者威胁要炸掉飞机。”后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提出另一个借口：“毫无疑问，劫机者们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说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出发的消息。”这是他们的解释。


这样的说法是毫无诚意的。无论劫机者是否听到这样的报道（事实上，大部分报道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担心会发生营救行动。他们不需要新闻报道来告诉他们：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地面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没有得到阿尔及利亚方面对营救行动的同意，即使得到他们的同意，形势也已经变得非常不利、非常复杂。现在的情况与847航班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已大不一样，恐怖分子显然已经控制了飞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贝鲁特还卸下了总共31名人质，其中至少有19名被分布在贝鲁特迷宫似的南郊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当中。现在已经无法一次性地营救所有人质。


上午8时刚过，在阿尔及利亚停留了25个小时的TWA847航班再度起飞。一个小时之后，戴维?朗和5名紧急支援小组的成员乘一架阿尔及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马赛，可是已经太晚，已经无法影响TWA847航班劫机事件的结果了。因为它已经永远离开了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那架847航班再度飞向贝鲁特。当恐怖分子在策划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机长特斯特拉克在仔细地听着。他们企图再次回到贝鲁特去补充燃油，然后（他认为是）前往德黑兰。这显然不是特斯特拉克想去的地方。他觉得，这一次他们在贝鲁特降落之后，他一定要想办法不让他们再次起飞。特斯特拉克和飞行技师齐默尔曼制定出他们的计划。飞机在贝鲁特着陆之后，齐默尔曼关闭了油路阀门，同时关闭了通向一个发动机的电源。仪表板上的指示灯发疯似的开始闪亮。


“TWA847航班已经不能再飞了，”特斯特拉克对穆格尼亚抱怨说。“除非从美国弄一台新发动机来。”


现在是贝鲁特时间星期天的下午，华盛顿时间则是星期天上午。


这时候，卡尔?斯廷纳得出的结论是，那两架战爪运输机和那架波音727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征得五角大楼的同意之后，他解除了它们的任务。接着他让部队其他成员登上飞机，直飞塞浦路斯。后来，戴维?朗和他的紧急支援小组也到那里与他会合。斯廷纳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一场营救行动——他仍然希望随着事态的发展，机会可能会自己出现。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贝鲁特是一块硬骨头，比阿尔及利亚难啃得多。飞机上还有30名乘客。至少现在还知道他们在哪里，可是早先被带下飞机的那19个人就不知去向了。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武装民兵现在把他们分别扣押在不同的地方（大部分在地下室里）。


他们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了。


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在那些日子里，在贝鲁特很难得到比较可靠的情报：例如，美国的国家卫星系统无法截获民兵的通信联络，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手持式低频无线电对讲机或者靠通讯员传递信息。更糟糕的是，最近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遭到绑架和折磨，美国的情报网络惨遭破坏。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假定他已经供出了情报网络，其中的特工已经被“压制”。


斯廷纳一到塞浦路斯，就打电话给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缪，请他介绍最新情况，并问他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能提供什么帮助。


虽然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但他们相互非常了解，因为在1983年和1984年初，他们都在战火纷飞的贝鲁特。他们所处的地区曾遭到过多次炮击，他们和现在扣押了至少19名TWA847航班人质的派系领导人曾有过多次会晤。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相互之间非常尊重。


“我想让你做的，”巴塞洛缪说，“是带着你手下两个人和紧急营救小组的两个人飞到我这儿来。你一到贝鲁特，我们就将确定最后的行动方案。然后你可以回到塞浦路斯开始行动。”


斯廷纳立即带上“皮特”中校、紧急营救小组的两名重要成员（一名来自国务院，另一名来自中央情报局），以及一台卫星通信无线电机器操作人员登上一架直升飞机飞往贝鲁特。就在他们向大使官邸附近的直升飞机停机坪降落时，他们清楚地看见了贝鲁特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的那架TWA847航班。


巴塞洛缪的首要任务是监视847航班的动向，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有很好的监视能力，”斯廷纳告诉他。“我一回塞浦路斯，就把人给你派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斯廷纳从塞浦路斯带过来的其他人，包括卫星通信和操作人员，都和大使一起待在贝鲁特，保证了联系不中断。


斯廷纳派给巴塞洛缪大使的监视分队有四个人随身携带了供白天和黑夜使用的长距离监控器材。他们到达贝鲁特一小时之后，他就让他们把设备架设到一座可以俯瞰贝鲁特国际机场的小山坡上的房子里。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小组成了有关TWA847航班情报的惟一来源。当天夜晚，阿马尔民兵让其余人质和机组人员也下了飞机，把他们分散到贝鲁特的南郊。现在已无法知道这些人质的去向。


虽然他们在塞浦路斯又待了两个星期，可是卡尔?斯廷纳和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在TWA847航班事件中的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这个问题要取决于叙利亚、伊朗以及各派领导人的谈判了（华盛顿方面也主动作出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但对于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似乎没有起多少作用）。最后，哈菲兹?阿萨德取得了成功，人质被释放，被送到大马士革，并在那儿把他们交给了美国大使。


这是阿萨德的胜利，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因此而提高——但这对斯廷纳和他的同伴们来说则是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看到红十字会的车辆从贝鲁特出发，把人质送往大马士革，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我们有能力进行一次营救行动，而且本来可能是项轻而易举的行动。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办成，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有三个因素一直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如果这三个因素发生变化，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


第一，我们需要有和我们保持同样战备水平的专用飞机。


第二，我们一知道劫机的消息之后，就应当立即出动。


第三，我们需要阿尔及利亚政府把那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扣在地面……然后允许我们进行营救行动。


我们飞回本土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于是决定在即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作简要汇报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观点。


第二天，我在五角大楼作了简要汇报。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由于我们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络，这些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做结论的时候，我说了类似下面的这样一段话：


“诸位，这件事情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对这样的事，我们都应当感到无地自容。我认为这种性质的失败，特别是从政治上来看，后果是灾难性的，就像打了一场大败仗。


“我们应当能想到，恐怖分子比我们更了解华盛顿对决策过程的时机把握，以及特种部队出动并到达行动地点所需的时间——他们是在这样的循环中运作的。结果，我们总是在追踪自己的尾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将永远如此。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给这样的使命以适当的优先权——也就是具有专用的空运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执行这样的使命，以免浪费纳税人的钱。”


我知道在这种场合，像我这样级别的人说这些话，分量是够重的了，但我觉得我应当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特种部队的人。


我还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将军、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P?X?凯利（我曾经当过他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的参谋长，不久前他的陆战队官兵在贝鲁特遭到恐怖分子汽车炸弹的袭击而丧生）清楚地懂得我提的是什么建议。我肯定在其他军兵种首长的支持下，他们会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配备双机组人员的C141运输机处于和我们一样的战备状态（虽然对于10月份的事件来说，这样做已经太晚，于事无补了）。


事实证明，这一主动步骤，以及原先给予特种部队指挥部关于与友好国家建立关系并向希望得到帮助的友好国家提供帮助的行动自由与权力，在反恐战争中都是有益的。


参联会的会议


1985年10月7日：是检验这些新举措的时候了。


斯廷纳到达参谋长联席会议后不久，就得知了那艘被劫持游轮的情况。那是意大利的“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信息的来源是那艘船上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收到信号的是瑞典哥德堡的一个无线电台。这条信息说，一批武装人员控制了这艘在埃及沿海航行的游轮。就这么一点信息。靠这一点信息是难以采取什么行动的，但却足以判断需要动用什么样的力量去“解救这条船”——并知道他们应当立即出动。


由于这是一个复杂的目标，由于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将在港口还是公海上进行，所以斯廷纳指示作战处长弗兰克?埃克斯上校，让他通知各级指挥官，要下述部队立即作好部署准备（在此之前埃克斯已经想到了）：


●海军海豹突击队：需要突击小分队、狙击小分队以及各种船舶分队。因为这主要是一次海上行动，海豹突击队将起主导作用。


●其他经过挑选的人员和特种作战单位：领导、策划及情报人员。大约需要25人。陆军特种直升机编队：10架黑鹰直升机、6架小鸟武装直升机以及4架小鸟运输直升机。（这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确定的标准警戒编队，对于完成这项任务是足够的，还可以安排喷气式飞机运输机协同。)


●空军特种战术行动人员：机场控制和伞兵营救。


●特遣部队指挥小组：必要的作战和情报参谋、情报和医务人员。


虽然海豹突击队在突袭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任务，但一艘游轮却是个非常难以攻击的目标。攻击行动必须于夜间，在游轮航行途中进行，因为谁也没有想出一个能让游轮停下，而又不会对它造成破坏的办法。在海豹突击队登上游轮之后，他们必须在第一波攻击中消灭他们能发现的所有恐怖分子，控制乘客和船员，对至少1000个舱室、隐蔽地点和缝隙处进行搜查，清除里面暗藏的恐怖分子……和可能的爆炸装置。


力量分配完之后，斯廷纳指示他的副指挥官弗兰克?凯利准将着手组建远程战略运输机所必需的军事空运指挥部，其作战能力应当具体满足特种作战的需要。这是一支比通常需要大得多的部队，但这将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斯廷纳知道，空运将成为这顶帐篷中最长的支撑杆，但它是由军事运输指挥部控制的，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虽然特种部队需要随时作好准备，要在2个小时内出发，但必要的运输力量却没有保持同样的战备警戒状态——特别是C5。此外，还要挑选受过特种作战训练的机组成员，要能进行灯火控制下的低空全天候飞行。恐怖分子并不是笨蛋。他们根据我们途中所需的实际飞行时间，华盛顿的决策圈通常所用的时间，就能知道我们的反应时间。他们就在这段时间里展开活动。分分秒秒都很宝贵。


对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常备要求是：一旦收到关于突发事件的通知，就能立即出动。如果后来发现不涉及美国的利益，飞机可以在大西洋上空掉头返回。如果存在着威胁，特遣部队将会抢在猎物之前到达。


与此同时，斯廷纳继续与华盛顿联系，获取进一步的情报。由于只有国防部长和总统才有权下令派特种部队去执行任务，他还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者他的助手和国防部长取得联系。


大约在9时整，斯廷纳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长打电话。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长也像斯廷纳一样，一天24小时随时都能找到。斯廷纳在电话中问他是否有进一步的情报，并要求启动他的联络分队。部长将把这项请求向3个星期之前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海军上将汇报。


斯廷纳的这些由3个人组成的联络小分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个小分队都有一位作战参谋（上校或者中校），一位情报参谋（少校）以及一名卫星通讯无线电报务员。每个小分队都能确保斯廷纳和参与危机处理的关键人员立即取得联系。联络小分队随时了解他的想法和做法，并有权代表他说话。


作战部长向斯廷纳保证说，关于派出联络小分队的问题，他很快就会给他答复。“信息很少，很零碎，”他继续说。“那艘游轮似乎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附近遭到劫持，此前游轮上的大部分乘客都上岸参观金字塔去了。有迹象表明留下的乘客中有美国人，但有多少人上岸游览，有多少人留在船上，目前还不清楚。”


“好消息，”斯廷纳回答说。“这就意味着需要区别和控制的人数少了许多……有更多的理由立即展开攻击。”


“你会很高兴地听到，作战行动小组很快就要开会，”他回答说。作战行动小组将影响派遣命令。“我们很快就能得知他们的决定。”


美国的危机处理小组也称为作战行动小组，或者叫恐怖事件处理小组，由国家安全顾问巴德?麦克法兰领导。由于麦克法兰陪同总统去了芝加哥，不在首都，所以会议由他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主持。小组成员包括国务院的反恐大使罗伯特?奥克利、国防部部长助理诺艾尔?库克、中情局的查尔斯?艾伦、联邦调查局的奥利弗?巴克?雷维尔、白宫工作人员弗雷德?菲尔丁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利弗?诺斯。这个小组的使命是监控危机局势并以符合形势要求的方式协调部门间的支持。该小组起到作战方面的作用，但却不在指挥链上，然而它可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适当的建议。


斯廷纳给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他打电话说，除了空运力量外，特遣部队已经做好待命准备，请他向克罗海军上将重点反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在夜色中占领这艘游轮，”斯廷纳对部长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明天天亮之前，我们至少要到达斯戈尼拉。”——10月8日（星期二）。“这将使得我们拥有用其他方式都得不到的选择余地。”


碰到的第一次危机


这是克罗上将上任以来碰到的第一次危机，不过他的助手阿瑟?莫罗中将已经干了两年，参与了先前危机的处理，有一定经验，与几位关键盟友的私人关系不错，可以很快进行协调。


1985年特种作战部队多次前往斯戈尼拉，以便对恐怖事件作出反应，并为未来建立计划和联络。斯廷纳在那里派驻了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小分队和一个卫星通信站，作为美国本部的指挥作战中心的延伸。这个小分队是斯廷纳在地中海地区的眼睛和耳朵，一天24小时运作，收集作战和情报信息，并通过斯戈尼拉协调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要求。


就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而言，斯戈尼拉是一个重要的基地，美国方面的指挥官、海军上校比尔?斯皮尔曼知道如何进行安排。斯皮尔曼总是考虑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需要，无论是什么样的需要，都要与意大利方面保持很好的关系。（有一次正好碰巧，斯廷纳和斯皮尔曼制定了一项计划，万一有这种需要，让斯皮尔曼从意大利人手中接管机场控制塔台——在一般情况下控制塔台由意大利人管理……这项计划实际上将于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付诸实施。）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华盛顿终于传话过来，同意派出斯廷纳的联络小分队。于是他们全部换上便衣，乘坐商业航班出发。


小分队将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组建起来，由戴夫上校担任队长。有一个小分队飞往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国欧洲司令部驻地。另一个小分队前往驻扎在意大利加埃塔的海军中将弗兰克?凯尔索的第六舰队总部所在地。还有一个小分队前往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斯科特空军基地的军事空运指挥部。


那天下午，斯廷纳和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们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协调他们的行动。这些指挥部已经交换了联络官，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程序——每次都是同样的人员。


每隔一个小时左右，他就与华盛顿通话，要求给予空运支持并作出派兵的决定……时间在流逝！


与此同时，不断有少量情报传来。尽管美舰“萨拉托加”号派出了飞机进行侦察，但是那艘游轮的具体位置还是不清楚。


到17时00分，斯廷纳终于得到通知说，已经同意派出特遣部队。飞机很快就到。大家都快速向机场运动，准备登机。所要求的全部设备（直升机、特种船只等）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只是等着登机了。等飞机一到，登机是不会用太长时间的。


此后不久，斯廷纳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了解他们开始行动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处于待命状态，”斯廷纳告诉他。“也许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给五角大楼打个电话，请他们让空运我们的飞机快点来。”


空运飞机到达时已是午夜时分。此前12至14个小时，斯廷纳就在盼望飞机了。在登机过程中，飞机的舱门上都加装了专用天线，用于航行途中飞机之间的通话以及与这次行动有关的主要指挥官之间的通话。飞机的内部很快就设立了为作战计划而准备的工作台以及通信指挥台。


在斯廷纳的飞机上，除了参与指挥、作战、情报以及空运之类的上校、中校和少校等作战参谋人员外，还有空军的作战控制和通讯人员，大约20名操作手、射击手以及医疗手术设备（在尾部舱门附近架设了一张手术台）。特遣部队首席军医达雷尔?波尔少校从世界各地采购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并集中了一批外科手术专家，必要时他们可以在飞机尾部那张手术台上进行急诊手术。


10月8日凌晨大约1时整，飞机开始飞向斯戈尼拉。由于当时仍然没有发现那艘游轮的具体位置，斯廷纳计划在那里作短暂停留，留下一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和两架小鸟武装直升飞机。这是一个预防措施，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后来他们确实发挥了作用。


接着，他打算继续快速向塞浦路斯的一个空军基地运动。该基地处于地中海东部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使用直升飞机就可以到达大多数潜在目标。


特遣部队比较熟悉这个基地，因为他们以前来过好几次。但使用这个基地是有条件的。因为苏联的间谍卫星从它上方飞过。特种部队的飞机必须在夜间降落，把从飞机上卸下的所有设备放进机库。运输机要在天亮之前离开。他们将分散到这一地区的其他基地，但又不能离得太远，这样一旦有情况，它们就能迅速作出反应。


在飞越大西洋的航行途中，斯廷纳花了一些时间整理新的情报。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初显端倪：有4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有97名不同国籍的乘客（其中有些是美国公民），有344名船员。船的位置仍然不清楚。自从劫持之后，它就立即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并向北行驶。据推测它目前的位置在地中海东部的某个地方。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计划已经到位，只要有更多的信息，就可以修订计划。着陆之后，他的部队将把计划付诸实施，可是眼下却平静得出奇。


斯廷纳感到飞机在颤动，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使他处于目前境地的原因。他回想起以前受过的训练和完成过的任务，回想起他曾经到过的非常炎热、极其荒凉的地方。他想到了他的一些前任——是他们创造了他目前正在介入的这种形式的战争。


突击队袭击、深入敌后侦察、破坏、游击小分队——只要与其他人发生冲突，这些现象都会存在。但是，在二战之前，官方并不认可现在被人们称为“非常规战争”的东西，认为它不是真正的军人所从事的正当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写出了关于特种战争的书……

第二部分：先驱者


雅克是戴高乐的支持者


1944年8月11日02时00分，法国中部在被德军占领的法国中央高原卢瓦尔省以南的科雷兹行政区上空，一架英国斯特林轰炸机在低空飞行。它是3小时之前从英国的一个基地起飞的，正加入由斯特林和哈利法克斯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向德国飞去。这架飞机在法国上空做了一个假动作，然后脱离机群，掉头向西飞向英国方向，并不断降低高度。当它下降到一定高度，进入德国雷达的盲区之后，又转了个弯，随后便向东南方向飞去。


这架斯特林飞机上没有装载炸弹。在它那狭窄的机身里，有一支由10人组成的法国空军特勤队（SAS）侦察小分队、准备空投的物资以及战略情报局①一个代号为“詹姆斯小分队”的三人别动队。空军特勤队侦察小分队由一位姓沃捷的上尉指挥。詹姆斯小分队的成员是美军中尉杰克?辛格劳布、美国技术军士托尼?邓诺以及化名多米尼克?莱布的法国陆军中尉。


詹姆斯小分队队长辛格劳布是加利福尼亚人，是从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第515空降步兵团调到战略情报局的。（在一只脚的踝骨骨折之后，他还想做一些有用的事，因而接受了专门培训，成了一名爆破专家。）


邓诺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身材很像歌手西纳特拉，精力十分充沛，喜欢夜间跳伞潜入敌国的行动。他是个无线电员，也是个神枪手。


那个法国中尉是一名来自布列塔尼的贵族，真名叫雅克?列贝尔?德彭杰利。法国抵抗运动军官往往都是隐姓埋名的，因为纳粹经常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雅克（多米尼克）是小分队不可缺少的成员。他的法语肯定比美国人流利。更重要的是，对法国复杂的政治情况的了解，他比辛格劳布深入得多。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激烈，各派都希望在战后领导这个国家——这个运动的右翼是保皇党人，左翼是共产党人，中间是戴高乐将军的追随者。除了共产党人之外，其他派别都没有把这些分歧带进与纳粹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想把纳粹赶出法国，但是他们对战后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家同样也很感兴趣。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们都予以合作。雅克是戴高乐的支持者。


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


辛格劳布背着降落伞，靠在斯特林飞机的舱壁上。多米尼克和邓诺也弯腰坐在他身边，不过他们都没有说话。飞机发动机以及螺旋桨转动的轰鸣声使他们无法谈话。他们都穿着英军的迷彩服，戴着伞兵头盔。辛格劳布的胸前挂着一个法国小风笛的口袋，里面装着密码本和10万法郎。他的腿袋腿袋是英国伞兵的发明，袋子里放弹药、电台、机枪支架、医疗器械、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装备。空降时，这些东西与伞兵的降落伞连在一起，绑在伞兵腿上。快着地时，伞兵松开绑在腿上的腿袋，让它先行着地。里放的是身上带不了的枪弹和手雷。他有一支西班牙造的9毫米骆马手枪。之所以选用这种枪，是因为在被占领的欧洲9毫米的子弹比较容易得到。


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在发生变化，飞机在减速。


在长方形的后舱门——跳伞舱门，亦称大兵洞——附近，是经过严格高难度训练的空军特勤队。很快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舱门跳了出去。一名机组成员把物资包推出飞机。


接下来跳的是詹姆斯小分队。


他们朝那个黑洞洞的、风声呼啸的后舱门走去。


“还有3分钟左右，”皇家空军一名跳伞长对着辛格劳布的耳边大声说。


他们把张伞索钩在钢缆上，相互检查缆索环上的夹子是否有问题，同时再次自我检查了一番。辛格劳布从舱门向下看去，只能模模糊糊看出黑压压的树林和色调较浅的田野，看不见任何灯光，但能看见几条道路。


3颗橙色信号弹照亮了下面的夜空，那是抵抗运动伞降场地的信号。辛格劳布知道，与此同时，一名抵抗组织的地面控制人员正在向飞行员发出预先规定的闪光代码信号。如果代码字母正确，他们将屏住气从舱门跳下去。


“走！”跳伞长在辛格劳布的头盔上拍了一下，大声喊道。年轻的中尉纵身跳进黑暗的夜空，在离地面800英尺的地方，他把脚踝和膝盖并拢，双手紧贴毛料裤子。他在黑暗中向下坠落，随着他所熟悉的呼啦声，他的降落伞打开了。（美国的降落伞有所不同，是在张伞索绷紧的一刹那将伞打开的，但那样很可能会出现意外。英国的降落伞要等绳子绷紧之后才会打开，这是比较安全的开伞系统。不过，美国的伞兵胸前有一个备用伞，而英国人则没有。如果他们的降落伞出了毛病，那就全完了。）


辛格劳布抬头看了看自己的降落伞，看见他的上面还有两个伞——是多米尼克和邓诺。在他们后面还有四个小伞——那是他们的物资。


为了这一时刻，他接受了长期艰苦的训练。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个早晨，在华盛顿特区军需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是响应号召去的——他们需要会说外语的志愿者（他的法语说得不错），需要愿意到敌后执行危险任务的人。


发出这一个号召的是战略情报局。辛格劳布对这个机构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从事海外秘密情报和破坏活动的，它的负责人是那个传奇式的将军“野蛮的”比尔?多诺万。这很合辛格劳布的心意。


那场面试让他难以忍受。不过，他们觉得他也许符合战略情报局的要求，于是让他第二天上午到总部的停车场集合，然后乘车前往国会乡村俱乐部。这个名字并非别出心裁。从前，国会议员确实常去那儿饮酒、打高尔夫，但战争使它成了战略情报局的训练营地。不过它仍然保留了国会式的豪华：水晶吊灯、真皮座椅、镶着贵重框架的油画、上乘的瓷器。


世界上顶尖的教官


实际上，在国会乡村俱乐部进行训练，似乎与战略情报局的普通志愿者的身份很不协调。多诺万原本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具有贵族血统，和当时比较有名的常春藤联合会（美国东部八所名牌大学的联合会）有着广泛的联系，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挑选他来组建新情报机构的，所以他在这样一个特权阶层的俱乐部里组建起他的战略情报局，也就很自然了。大多数高级军官都来自名牌院校毕业生占主导地位的职业。他们也像杰克?辛格劳布一样，在这个10月的早晨来到这里。然而他看到的不仅是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在场的还有像他这样给人以刚毅感觉的空降兵中尉，他们也像他一样来自候补军官学校或者预备军官训练团候补军官学校，美军培养预备役军官的学校，主要招收大学毕业生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优秀士兵。后备军官训练团，美三军在全国一千多所大专院校设立军官培训机构，学员接受津贴，除正常上课外，每周接受数小时军训。（战争使他中断了大学的学业），这使他觉得轻松了许多。


欢迎他们的上校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你们被选送到这里来，是为了检验你们在敌占区与抵抗组织并肩作战的适应性。……我说的是游击战、谍报活动和破坏活动。显然，谁也不怀疑你们的勇气，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你们是否具有执行这些行动所必需具备的素质，因为这些行动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


“游击战要求行动迅速，主要在夜间活动，行动之后就分散到乡村地区，然后在数英里之外重新集结。一名游击队领导人所具备的技能，应当和最优秀的丛林战士或者印第安侦察兵一样。”听到这里，辛格劳布为之一振。他素来喜欢户外运动——狩猎、捕鱼、野营——虽然他也喜欢操场上的训练和以团队形式出现的体育比赛，但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只要有时间，他就徒步去海谢拉森林。在树林中和荒郊野外，他觉得如鱼得水，非常高兴。


“我们不是寻找孤胆英雄，”上校最后说。“当然，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你们的勇气将受到考验。我们需要成熟的军官，要能够迅速有效地训练外国的抵抗组织，积极领导他们展开活动。如果我们对你们的潜力不完全满意，就会分配你们去执行普通任务。”


在随后的几星期里，辛格劳布和他的战友们一面学习基本的游击战技能，一面接受考核——如何在夜间隐蔽运动（穿越曾经被修剪过的草地），如何破坏铁路道岔、电力变压器以及桥梁等目标。但最重要的是，要考验他们能否在心理上承受让他们去完成的任务。到了敌后，他们将孤军作战。他们能否很好地坚持下来？他们能否很好地处理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和灾难？他们是否能够指挥和控制那些只有匹夫之勇、不动脑子的人？


为达此目的，每个小分队都有由教官渗透进来的“奸细”，故意把事情搞乱。如何对付这个人，对于小分队的最终成绩评定往往很重要，而且比能否把模拟炸药安放到铁路路轨上重要得多。


一旦他们成功地跨越了这些障碍，战略情报局就把他们送到B1地区。这里原先是马里兰州西部一个童子军营地，后来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周末度假场所——香格里拉。战后这里成了总统的度假区，也就是现在的戴维营。


在这里，训练中突出了各种技能的培养，特别是徒手格斗。


训练他们的，也许是世界上顶尖的教官——英国少校威廉?费尔贝恩。他是举世闻名的费尔贝恩双刃刀的发明者（是突击队员近距离格斗的首选武器），也是突击队员徒手格斗训练课程的开创者。费尔贝恩的理念非常简单：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你要能熟练使用盟军和敌人的各种武器，熟练得就像参加棒球大联盟赛的运动员本能地挥动球棒那样。


他们从早到晚都在进行这种训练——此外还有早晨的跑步，克服迷宫般的危险障碍，夜间匍匐通过寒冷、雨水浸透的林区去安放模拟炸药，进行密码编制和秘密无线电联系等科目的训练。


当年12月，辛格劳布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前往英国。到了那里之后，他继续接受训练。领导他们的是英国特种作战指挥部。这是负责英国所有非常规作战群体的总机构。它不仅负责空降、侦察机、快艇、潜艇中队的训练，而且在世界各地进行秘密特工训练；它具有一批造假专家和地图绘制专家，足以使几百个詹姆斯?邦德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的系列间谍小说中的主角，代号为007。忙得不亦乐乎。由特种作战指挥部训练的谍报和破坏小分队，被派往被占领的欧洲开展活动已有一段时间。现在，战略情报局联络小组也已经进入法国，参与到秘密活动之中。战略情报局的这些小分队很快就将发挥较大的作用。


与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训练难度相比，在英国的训练毫不逊色。开始时，训练重点在跳伞和实弹射击。但却不断加大了如何应付可能遇到的实际情景的训练——秘密活动的技能以及掩护身份的编造。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人都被送回了正规部队。


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全都被编成了三人一组的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一名美国或英国军官、一名法国军官以及一名无线电员。这些小分队将空降到被占领的法国，去组织、训练、领导法国抵抗组织，以支持盟军的登陆。当时的希望是，到盟军登陆时，抵抗组织的人员将数以万计，纳粹占领军将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将从西面的诺曼底压过来，而抵抗组织将在后方搅得德国人不得安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粹对平民百姓的报复，在盟军登陆之前，抵抗组织游击队不开展大规模袭击，这一点非常重要。抵抗组织的目标和时间表应当与盟国的总体目标相协调。这就要求在具有极大压力、高度危险环境中的抵抗组织在心理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当敏锐。


这个行动的代号“杰德堡”是苏格兰一座城堡的名字，所以它的小分队就被称为杰德堡小分队。


大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辛格劳布降落在齐腰深的灌木丛中。他就地一滚，然后站起身。他把降落伞卷成一捆，看见多米尼克和邓诺在50米开外安全落地。


树丛中出现了黑色的人影，轻声用法语呼叫。有些人过去寻找空投物资的降落伞。大多数人都立即散开构成一道环形防线。有个人走了过来。这是他们的联络员，是英国特种作战指挥部的军官西蒙。他解释说，他们的降落地点离一个叫博讷丰的村庄大约3公里，离位于埃格勒通的德国兵营大约20公里。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杰克?辛格劳布终于进入了被占领的法国。当时他23岁。


很快，这3名杰德堡小分队的成员就准备上路了。那台沉重的电台藏在邓诺的背包里。辛格劳布把弹匣装在冲锋枪上，把保险栓拨到击发位置。他们把降落伞处理掉之后，把背包背在肩上，跟随西蒙和抵抗组织进入了夜幕笼罩的树林。在行进过程中，辛格劳布从职业军人的本能出发，满意地发现抵抗组织不仅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武器装备也不错。他们在行进时相互之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他们前面有一个尖刀班，两侧有策应。


他们所面临的形势是：当时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法国国内武装抵抗组织有8000余人，其中5000人属于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的戴高乐秘密部队（AS），其余的大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游击队。虽然这两者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和合作，但是自从诺曼底登陆以后，抵抗组织对德国兵营和车队的袭击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盟军在诺曼底滩头似乎即将取得突破。一旦如此，盟军将迅速沿卢瓦尔河挥师西进。他们很有可能在第二个地点发动进攻——从地中海沿岸到法国罗讷河谷——这将对德国人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卢瓦尔河起源于法国南部，先向北后向西流经巴黎以南100公里的奥尔良省，最后向西流入大西洋。这条大动脉穿越科雷兹省，第89号国家公路把海岸城市波尔多与罗讷河上的里昂联系起来（罗讷河在卢瓦尔河东面，向南流入地中海）。第89号公路是德国人的后勤补给线——也是他们从法国西南部撤退的必经之路。由于这个原因，公路两侧的德国军队都具有相当的战斗力。部署在公路沿线的德军配备了2000多门老式火炮和装甲车辆，扼守着公路沿线的4个要冲（蒂勒、布里夫、埃格勒通、于塞勒）。受过专门训练、具有机动能力、专门对付抵抗组织的德军，则装备了轻型装甲车、卡车和侦察机，随时准备消灭自由法国抵抗组织的武装。德国人意在保持罗讷省内第89号公路的畅通。


另一方面，抵抗组织在地形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法国的中央高原地势险峻，有许多军事上可以扼守的要地。公路和铁路都穿过科雷兹省狭长的山谷地区。那里有许多桥梁、高架道路、涵洞——有许多可袭击的目标。更有意思的是，盟军在诺曼底的突破将切断在法国西南部的德军的退路。盟军在横扫罗讷河谷之后，将收紧口袋，使德国人成为瓮中之鳖。抵抗组织在中央高原举行大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抵抗运动从盟军的空投中得到了现代装备。他们希望得到，而且也确实需要更多的武器装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詹姆斯小分队的任务是教会抵抗运动游击队使用这些武器，同时起到游击队与盟军司令部之间联络员的作用，以便联系更多的空投。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将进行一些破坏或伏击行动。此外，他们还将承担领导游击队与德国人作战的任务。然而在德国人眼里，杰德堡小分队并不是军人而是间谍。如果小分队的人被抓获，就将面临残酷的折磨甚至被处死。（想要的人都领到了毒药丸。辛格劳布没有领。）


他们朝着一个农舍运动。那里将成为他们的第一个指挥部，法国人称之为指挥所（它的所在地点经常转移）。西蒙把明显的路标指给他们看，同时把形势向他们作了说明。他说：“这里所有的德国兵营都处于包围之中，德国人夜间不外出，因为他们怕遭到伏击。埃格勒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里有德国人的一个加强步兵连，其中至少有一个排的党卫军。他们盘踞在科雷兹谷地中的一个险要的地点，有相当数量的机关枪，好几门反坦克炮以及一些迫击炮。他们还有一个无线电台，可以和他们位于克莱蒙费朗的师部保持联系。”克莱蒙费朗是德国陆军训练反抵抗运动游击队的基地之一。“德国人在布里夫和蒂勒的兵营比在埃格勒通的大，”西蒙继续说道。“不过包围他们的游击队也比较多，他们没有无线电；我们把所有的电话和电报线都切断了。”月光下可以看见他脸上的微笑。“这些家伙不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对于游击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势。敌人感到不安，非常紧张，随时都会受到攻击，可是他们还没有被打败，还很厉害。采取强有力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过分自信可能把事情搞糟。


黎明刚过，他们开了一次战前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杰克?辛格劳布、多米尼克、西蒙、沃捷上尉（他和他的空军特勤队侦察小分队来得比较早，是穿越树林，走了很长一段路来的，携带的装备比他们原先希望的要少一些，由于各种失误，他们的4包东西找不到了），另外还有当地抵抗运动的指挥官。此人显得刚毅、帅气，曾经是法国正规军的职业军官，化名为休伯特上尉。他在沃捷之后到会。他开的那辆老式雷诺车在战前还是很时髦的。他指挥的3000人是作为戴高乐秘密部队的蒂勒军团。


等空军特勤队的人和休伯特抵抗组织的几个班在指挥所四周布设了一道环形防线之后，会议就开始了。休伯特有重要事情要商讨。主要是：


他的部队装备很差。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武器——缴获来的德国毛瑟步枪、施迈瑟冲锋枪，还有一些英国造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和手枪。在科雷兹地区装备最好的抵抗组织是秘密部队司令（化名帕特里克）的部队。7月14日，也就是巴士底狱日，美国出动70架B17运输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空投，向帕特里克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步枪、斯特恩式轻机枪和布伦式轻机枪、手雷、手枪、一些火箭筒以及英式皮亚特反坦克武器，来装备他这支2000人的武装，不过，给休伯特留下的已经寥寥无几。


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不过，帕特里克的部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部队沿第89号公路设置了三个永久性伏击点，对布里夫的德国兵营形成了完整的包围圈，并封锁了通向科雷兹峡谷的西南通道，一支规模较小但同样装备精良的秘密部队封锁这个峡谷的东北入口。


休伯特强调指出，他的部队不仅热切希望参与这次行动，自从3年前躲过德军的闪击战以来，他们有许多人一直期盼得到武器。“我们的人个个摩拳擦掌，想跟德国鬼子打，”他说道。“可是我们总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嘛。”


多米尼克问他具体需要什么，以便与伦敦方面联系，休伯特立即（非常内行地）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了的、用打字机打印的单子。他以更为严肃的语调说：“还有一件事，”他的用词非常谨慎。“共产党游击队最近强行进入这一地区，尤其是公路以南、埃格勒通周围的山里——那儿一直是我的活动地区。他们的指挥官以前是个学校老师，当过几天兵，现在自称安东尼上校。安东尼指挥着一支3000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他们的武器也是在美国巴士底狱日大规模空投时获得的。


“先前他们只在我们南边的洛特加龙省活动，可是现在到了这里。安东尼对和我们合作的事根本不感兴趣，”休伯特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情绪。“他非常注重政治。他想打败德国鬼子，在公众中扬名。他肯定不愿意和我们分享这个胜利。”


休伯特的言下之意已不言自明。如果他自己的部队在武器装备上达不到安东尼的水平，共产党人就很可能解放中部的科雷兹省，从而赢得政治筹码，为他们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许多共产党游击队的队员都非常好，很英勇，具有献身精神，作战顽强，他们伤亡很大，可是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与其说是一支纪律严明的战斗队，不如说是一批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并不希望与秘密部队协调行动，即使愿意，这样的协调行动又谈何容易。无须说，共产党游击队和戴高乐秘密部队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休伯特继续往下说：与此同时，从上面传来消息，说乔治?巴顿将军的第三军终于突破了诺曼底防线，正迅速挥师东进，向卢瓦尔省与塞纳省之间挺进。这就意味着他的南翼是暴露的——对此巴顿将军并不在意。“让他妈的其他人去为两翼操心吧，”他对一个副官说道。即便如此，他的右翼毕竟是暴露了，法国内地军由法国敌后各派抵抗组织统一组成的武装部队。却接到命令保护他的右翼。他们的具体任务是，阻止南面卢瓦尔省或者西面中央高原过来的德军。


这意味着：法共游击队与戴高乐秘密部队之间的紧张政治关系突然变得非常危险。阻止德军的行动需要密切的协同动作。如果像安东尼的部队那样继续采取独立的、有政治意图的战略，并继续抵制合作，德国人就可以像对付一串珠子那样，对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进行各个击破。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坏消息，因为纳粹会进行疯狂的报复。


诺曼底登陆刚过不久，两名过于冲动、败事有余的游击队员使格拉纳河畔的奥拉杜尔镇和蒂勒镇遭到纳粹的大屠杀。在蒂勒，纳粹在电线杆上吊死了将近100个男人；在奥拉杜尔镇，党卫军把数百名男子赶进谷仓和车库，把数百名妇女和儿童关进镇上的教堂，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放火焚烧了谷仓、车库和教堂。里面的人——男人、女人和孩子——无一幸免。此后，纳粹洗劫了这个小镇，还打死了几个躲在地窖里的人。他们的血洗使那里成了鬼镇。


毫无疑问，休伯特言之有理。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人道上，他的军队都有理由得到武器。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都答应尽力帮助他。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传来消息说，一个战略情报局小分队炸毁了连接波尔多和里昂那条东西向铁路一条支线上的铁路桥。另一个小分队破坏了一座水电站，不仅切断了蒂勒一家兵工厂的电源，还使得科雷兹和波尔多之间的电气铁路无法运行。其他一些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也看准了第89号公路上的桥梁，所以要求得到炸药。


这就使辛格劳布中尉面临一个问题。虽然桥梁是合法的目标，但使公路瘫痪却不是个好主意。穿越科雷兹的第89号公路是预设埋伏的好地方，如果这条公路被关闭，就会迫使德军车辆向北行驶，进入比较开阔的卢瓦尔省乡村地区——暴露巴顿的侧翼。结论：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对第89号公路沿线德国兵营的压力，不去破坏公路上的桥梁，使公路畅通。这条决定很快就成为詹姆斯小分队给抵抗运动下达的第一道作战命令。


在随后的几天里，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进行了实地勘察，特别察看了蒂勒、布里夫、于塞勒和埃格勒通的德国兵营——堆着沙袋的窗户、铁丝网障碍和机枪火力掩体。受过良好训练、纪律严明的抵抗组织设立了种种路障，他们已经把这些兵营孤立起来。很快他们就将采取协调行动。


与此同时，安东尼的共产党游击队的7个连和休伯特的秘密部队的2个连完成了对埃格勒通的包围，后来证明这确实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令人不快的是，这种“联合”安排并不比先前的共产党游击队和戴高乐秘密部队之间的“合作”行动好多少。像以往一样，共产党人想自己单独干。


过了一两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帕特里克的地区情报官（他自称科廖兰）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安东尼游击队中的线人提醒科廖兰说，前一天晚上安东尼强行攻打埃格勒通，没有把这次行动告知休伯特，他也不想和参与包围任务的秘密部队协同行动。


更糟糕的是，缺乏训练的游击队把事情搞砸了。由于攻击无方，他们没有能打德国人一个冷不防。德国人有秩序地且战且退，设法退进了位于小镇边缘一道山梁上的职业学校。那是一个有强化工事、易守难攻的庇护所——由石头与混凝土构建的三层楼房。由于德国人与他们的地区司令部有无线电联系，还有重机枪和一门37毫米反坦克炮，所以就像在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安然无恙。用不了多久，一个装甲车队就会前来解围。很快他们还将得到空中支援。


杰德堡小分队所面临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必须去埃格勒通（与已经在那里的休伯特会合），尽量设法解救危局，准备伏击德国人的救援装甲车队。由于到处都有通敌者与间谍，他们3人（以及秘密部队派出护送他们的10个人）不得不走抵抗组织使用的偏僻林中小道——直线距离大约25英里，实际行走将近50英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


重机枪和反坦克炮


那天晚上，他们与休伯特取得了联系。休伯特把他的指挥所设在一幢有围墙、带花园的石头房子的底层。那里离职业学校的西北角只有500米。他的两个连占领了附近房子和下面一条道路的有利地形。


休伯特进行了情况简介之后，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很快地环顾四周，想与法共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进行必要的侦察，以便实施比较实际的攻击计划。可是他们很快就决定等天亮再说，因为游击队的哨兵警告他们不要靠近，其敌对态度非常明显。


第二天上午，共产党人游击队的怀疑和敌视态度有所改变，经过一番好说歹说，杰德堡小分队的这两名军官终于进了游击队的地区。


游击队的无纪律现象再次使辛格劳布非常吃惊：他们时不时地用布伦式轻机枪对着学校正面的石墙胡乱射击，除了打得碎石乱飞，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缺乏协调的火力就像没有聚焦的镜头——是一种浪费。


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问游击队的指挥部在哪里，脸色阴沉的法共游击队员指了指离那个学校不远处一幢弹痕累累的房子。通向那里的道路充满了危险，因为从那个学校可以看见前面的街道，路上有很多碎玻璃和碎石子，从上面走过去不可能不发出声音，不可能不引人注意。他们一路上遇到的法共游击队员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他们似乎都对他们指指戳戳，想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来的。


他俩猫着腰沿街道向前跑了一段路，然后穿过后园，闪身进入离学校最近的一幢房子的后门。


多米尼克留在原地，辛格劳布爬上屋面铺着石板的阁楼观察情况。透过阁楼上那扇方形小窗，可以看见200米开外的那所学校。他打开窗户，慢慢地抬起身子向外望去。


此刻他立刻就用上了战略情报局在英国受训时所学到的东西——如何进行快速准确的侦察。这就像冥思技能：要排除头脑中有意识的思维，使目光像照相机一样聚焦，把眼前看到的都记录下来，好像脑子就是照相机的胶卷。辛格劳布的目光掠过学校的院子，掠过那条道路，掠过学校的围墙和窗户，他看见了圆木路障，翻倒在地的混凝土板，还有堵住窗户的沉重家具。灌木丛中移动的人影表明那也许是一个机枪火力点。


就在这时候，从下面传来愤怒的叫喊声。他可以听见多米尼克在诅咒。与此同时他可以看见法共游击队队员在下面的街道上傻瓜似的指着他的阁楼窗户，实际上这就等于把他指给德国枪手们看。在战略情报局学校，他们都得进行所谓“新手练习”训练，学员将遇到突如其来、令人丧气、往往傻得令人恼火的事情，看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这一次不同了。这是真正的战场。德国枪手很快发现这个地方，至少有两挺机枪开始向这扇窗户倾泻火力。不过辛格劳布已经从楼梯上爬下来，冲出了后门。这时候机枪已开始对着房屋正面的窗户进行扫射。多米尼克气得脸色发青，正在下面等他。他不是生德国人的气，而是生本该是他们朋友的人的气。


“我们赶快走，”辛格劳布对他说。“防止德国佬打迫击炮。”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轰然一声巨响，同时还有沉闷的金属当啷声。


辛格劳布刚才藏身的那个阁楼的石板房顶已被37毫米反坦克炮打了一个大窟窿。他和多米尼克跑开的时候，石板的碎片像雨点般地落了下来。


那天上午过了不久，他们被安排和安东尼见面（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跟他照过面），他们将在低洼道路另一侧一幢石头谷仓里开战术会议。这位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没有露面。（“他因紧急军务被人叫走了，”这是他们的解释。）代替他出面的是他的参谋长。


不过，杰德堡小分队的两位军官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不会用现有的武器——布伦式轻机枪、斯特恩式轻机枪、步枪、手枪和手雷——去攻打那所学校。他们选择的方案是：长期包围（这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德国人有能力从设在克莱蒙费朗的总部向埃格勒通的兵营派出支援部队，或者依靠迫击炮与火箭筒的支援，进行快速完美的协调攻击）。


安东尼的参谋长传达了他的意图：继续无限期地实施包围。“里面有党卫军！我们要制服他们。”


换句话说，安东尼还在进行傻瓜式的包围，为的是捞取政治上的好处，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就是让几个可恨的党卫军日子难过一些。


所以，安东尼所下的命令是继续实施包围。


与此同时，有消息说沃捷上尉前一天晚上得到了一批空投物资。现在空军特勤队小分队已经增加到30人，他也有了迫击炮和英式皮亚特反坦克武器（相当于火箭筒）。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经过仔细思考认为，由于火力配备加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应当有可能结束对埃格勒通的包围……迅速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他们急需的重机枪和反坦克炮。


他们派了个人去向沃捷上尉提出这项要求。


到9时00分，3架德国空军海因克尔111中型轰炸机对埃格勒通的纳粹兵营进行支援。它们一架接一架地开始俯冲。休伯特的游击队与杰德堡小分队迅速寻找隐蔽地点。


第一架轰炸机投下一批100公斤重的炸弹，击中了学校前面的一排房子。爆炸气浪使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紧接着，轰炸机机尾的机枪向地面吐出一道道火舌。


第二架海因克尔对准法共游击队的阵地进行俯冲。有几名勇敢的——或者愚勇的——法共游击队员冒着来自学校和飞机前部机枪火力的夹击，跑到街道中央，用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向飞机射击。2枚炸弹落进一户人家的花园里，过了一阵儿才爆炸。


延时！辛格劳布意识到。因为这样可以使俯冲到低空的轰炸机避开爆炸气浪。他突然想到，由于布伦式轻机枪使用的是喷火式战斗机上使用的点303子弹，用它进行射击也许可以吸引轰炸机投弹手的注意力，从而减轻对抵抗组织前沿阵地的压力。


多米尼克从法共游击队中挑出4名布伦式轻机枪手，辛格劳布从休伯特的部队找来4名机枪手。他们把这些机枪手部署到低洼处那条道路上。辛格劳布进行指挥，多米尼克进行翻译。这时一架海因克尔正在进行单枚投弹的俯冲。飞机正好从他们头顶上方飞过。每当一架轰炸机飞过来，他和多米尼克就估算出它的速度和高度，然后举起手指告诉机枪手们射击时应把握多少个机身长度的提前量——伸1个手指表示1个，2个手指表示2个，依次类推。握起拳头则表示没有提前量。


冒着枪林弹雨进入小镇


这时候一架海因克尔俯冲到200英尺以下，与那条凹陷的道路近乎平行地飞行。布伦轻机枪手都采取跪姿，做好射击准备。辛格劳布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戴着皮飞行头盔的驾驶员。他吸了一口气，站出来，举起一个手指大声喊道：“开火！”


这时候，飞机驾驶员发现了他们，在最后一刻把飞机向右一拐，下面的子弹只打中飞机左翼的尖梢部。


但愿下一次运气好些，辛格劳布心想。


另一架海因克尔从多米尼克的方向俯冲过来。多米尼克站在那儿，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举起拳头对着天空。“没有提前量！”辛格劳布大喊道。布伦式轻机枪哒哒哒地一起开火，形成了准确协调的火力，用喷火式战斗机的火力在近距离迎接那架漆成绿色的轰炸机。它的机头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机腹下方和右发动机舱被子弹钻出了许多窟窿，可以看见机翼下方喷涌而出的汽油。


驾驶员猛然向左一拐，使带伤的飞机退出轰炸俯冲，靠单台发动机飞走了。飞机的右侧发动机被击中，冒出滚滚浓烟。它摇摇晃晃地向科雷兹峡谷方向飞去，高度在不断下降。后来辛格劳布得知，那架海因克尔在几公里开外的地方坠落并烧毁。


听到这架飞机被击落的消息后，游击队员们大声欢呼，欣喜若狂。辛格劳布也非常激动。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完全陷入了战斗的激情之中。”


13时00分，沃捷上尉和他率领的空军特勤队冒着枪林弹雨进入小镇。这一次德国人派来的不是海因克尔，而是福克伍尔夫战斗轰炸机。只要发现任何移动目标，它们就进行猛烈扫射，并投下杀伤炸弹。训练有素的特种兵对这一切似乎都无动于衷，戴着红色贝雷帽的他们更显得风采迷人。


很快，空军特勤队的士官们就行动起来，准备迫击炮阵地。他们计划对学校的院子实施密集的迫击炮轰击。希望以此把德军赶进楼房，使游击队能够把布伦式轻机枪阵地向前推进并构筑掩体。辛格劳布决定担任前哨观察员，指挥迫击炮火力。


与此同时，多米尼克将去寻找那个难以捉摸的安东尼，尽量劝说他把部队投入这次攻击任务，至少能把部队部署在小镇北面进行伏击。


辛格劳布返回他早晨进行观察时的那幢房子的阁楼上。这一回，一路上法共游击队的成员，包括和他一起对付海因克尔轰炸机的机枪手们，都对他报以善意的微笑。在共产党游击队看来，他已经不再是不受欢迎的人。


那幢房子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辛格劳布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爬上去。在做工粗糙的阁楼地板上，散落着被37毫米炮弹炸碎的石瓦和木板。从炮弹在坡度很大的屋面上留下的进口和出口可以看出它的弹道。他蹲下身子慢慢向前，挪到一个他希望不会被发现的位置。


过了不久，空军特勤队的第一发迫击炮弹落在学校的院子里，迫使躲在灌木篱中浅浅的散兵坑里的德国兵进入学校大楼。辛格劳布所在的房子下面有一位年轻的法共游击队士官替他传话。辛格劳布大喊道声：“修正弹着点，向右20米，再向前一些。”第二发炮弹落在学校大楼办公区一侧的圆木路障上。又一批敌人退进了大楼。


辛格劳布感到出了一口恶气。尽管他们那天早上遭到猛烈的空袭，现在他们已经扯平了。又打了几发炮弹之后，迫击炮火已经把外围阵地上的所有德国人都赶进了楼里。现在该向学校大楼打炮了。在学校的阁楼上有几个机枪火力点。辛格劳布指挥迫击炮向屋顶上射击（这个大楼也像当地其他房屋一样，是石材和木材结构），目的是把德国人从楼上赶下来。为此，沃捷上尉除了使用高爆炮弹，还使用了含磷的炮弹。很快阁楼里就起了火。


由于事情进展非常顺利，辛格劳布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德国人正急于找出对方的前哨观察点——他也忘记了自己就蹲在那个被37毫米炮弹炸出的圆形洞口下方。他的大意并非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霎时间钢制的机枪子弹就劈里啪啦地打在石板上，碎石从那个洞里哗哗地往里钻，在墙壁上胡乱地反弹开来。


他受了伤。


他只记得自己向后一仰栽倒了。“我的脑袋像敲锣一样当当直响，”后来他回忆说。“就像有人把一桶石头砸在我脸上一样。我感到右颊上在流血，热乎乎的带有咸味。接着我看见密集的小石块雨点般砸在地板上。我伸手摸了摸耳朵，摸得手上黏糊糊的，尽是血。我的伞兵服上到处是血。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我开始感到疼痛，火辣辣的，像针刺一样。我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并开始进行伤情评估。我肩膀上的脑袋还能自由转动，没有动脉血管出血的迹象。所以说，我肯定只是被碎石和弹片擦伤。”


他的半边脸很难看，但他伤势不重。他当时只觉得一股怒气油然而生。


当机枪火力转向下面几个楼层时，辛格劳布向那所学校看了最后一眼。就在这时候，他第一次发现，在70米开外的灌木篱中，有一根覆盖着伪装的37毫米炮的炮管在转动。炮手们身上都披着伪装，钢盔上有用线穿在一起的树叶。不过从现在的视角，他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


这个机会太好了，决不能错过。


他毫不犹豫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冲进后园。法共游击队队员见他满脸是血，急忙跑上来替他包扎，那伤势看起来比实际严重得多。在这种时候，实际上也无法让他下火线。他用很不地道的法语含糊不清的作了几句解释，然后就端起他们的布伦轻机枪，抓起一个装有30发子弹的备用弹匣，头也不回地走到园子的边缘，然后沿着那条街向前跑出30米，利用那里一棵被炸倒在地上的梧桐树作掩护。从那里到灌木篱只有60米，是扫射那个炮阵地的有效距离。


等他到了树下，他的大多数伤口已经不流血了——这对他的情绪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很快绕到树干的一侧，把布伦式轻机枪端平，对准灌木丛和里面的德国人打了4个长点射，弹匣里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他又换上一个弹匣。那门炮四周的德国人手忙脚乱地投入战斗，想把炮口调转过来对准这个疯狂的袭击者。可是他们连炮还没摸着就被撂倒了。一个德国兵用步枪瞄准梧桐树方向，可是被打得向后一仰，连枪都从手上飞了出去。


1辆装甲车和6辆卡车


第二个弹匣打光之后，辛格劳布跑回花园的掩体里。在跑动过程中，他觉得有人在向他射击，不过没有伤着他。


回到园子里之后，他把布伦式轻机枪还给那些敬畏有加、目瞪口呆的法共游击队员。他是上帝派来的。他们并不习惯于那样。有个人拿起一块布，把它往水桶里蘸了一下，热情地为他清洗伤口。这时候，这位年轻的美国中尉坐下来，靠在石墙上，把脸对着下午的太阳和天上的浮云，使自己那颗狂跳的心逐步平静下来。


攻击进展顺利：院子里大多数德国人已经被赶进学校那幢楼里。沃捷上尉的空军特勤队小分队的布伦轻机枪小组从学校右侧向前推进，已经到了一处可以用火力压制学校院子的阵地上。虽然多米尼克还没有找到安东尼，安东尼手下的几位连长都愿意接受沃捷的领导。当晚，沃捷用无线电请求伦敦发动一场空袭。空袭目标是散兵坑里配备了迫击炮和反坦克武器的德国人，最好能再次把他们赶进学校大楼。在空袭之前，法国人将后撤一两条街，由英国的蚊式轰炸机对那所学校进行俯冲轰炸。


棘手的问题是，抵抗组织的行动与当时盟军高层的首要任务并不吻合。例如，休伯特还没有得到他所要求的空投武器。此外，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当天早晨由亚历山大?帕奇将军指挥的对法国南部的进攻。盟军高层希望在法国南部和中部的所有抵抗运动组织都能支持这次进攻行动，这就意味着他们所提的空袭要求有些过分。


那天夜里，学校大楼里的德国人曾企图进入院子里的阵地。到了上午，福克伍尔夫飞机再度出现，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扔下了燃烧弹和高爆弹。


当天下午，在计划中的蚊式轰炸机攻击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迫击炮炮弹再次落入学校大院。空军特勤队收紧了包围圈，并动用了皮亚特反坦克武器。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德国人退入学校大楼。可是，蚊式飞机没有来。天上只有福克伍尔夫和海因克尔式飞机。他们没有办法，只有隐蔽等待。


当天晚上，科廖兰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第一条，抵抗组织突破了于塞勒的德军防线，德国兵营已经投降。第二条，在蒂勒和布里夫两地比较大的德国兵营已处于帕特里克的部队以及休伯特的其余部队的包围之中。他们已经同意投降——但是有个条件。现在已经答应他们提出的由一位美国军官去受降的条件。


这就意味着辛格劳布将乘坐一辆农用卡车去完成这项任务。在蒂勒和布里夫，辛格劳布签署了制作精美的文件，向德军指挥官承诺：只要德军同意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将受到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保护。缴获的武器真不少——步枪、机关枪、一箱箱的手榴弹，还有一门75毫米的野战炮。蒂勒的德军武器直接交给休伯特的部队，这也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休伯特和辛格劳布爬上农用卡车回到埃格勒通。


尽管德国人的3个兵营已经投降，但形势并不乐观。德国人的飞机对所有的移动目标进行扫射（辛格劳布和休伯特在进城的最后几公里途中，不得不步行）。德国飞机几乎把埃格勒通炸成了一片废墟，尤其是他们用作指挥部的那个谷仓。即便如此，在谷仓遭到炸弹袭击的时候，无线电员托尼?邓诺仍然留在角落里，向伦敦发送信息。在他身边的墙上和天花板上有数不清的弹痕。在辛格劳布和休伯特走进遭到严重破坏的谷仓之后，沃捷上尉微笑着用法语说，“的确很可怕。”


多米尼克在街道那头安东尼的指挥所。令人惊讶的是，那个性格刚毅的小个子安东尼也用威严但又很睿智的声音说了同样的话。


辛格劳布找到他们的时候，安东尼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很紧张，因为有谣传说蒂勒的德军并没有投降，而是已经突围，正前来解埃格勒通的围，对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后防构成威胁。


虽然辛格劳布仔细地解释说，蒂勒德军投降的整个过程他都在场，安东尼对这个信息还是将信将疑。他从原来就不多的部队中派出一些小分队，去通向蒂勒的公路设置埋伏。


与此同时，科廖兰带来消息说，德国人的救援部队——2000名携带大量武器装备的德军，分乘150辆卡车，在2辆配备自动武器的装甲车的掩护下——已经离开克莱蒙费朗。


有必要说明一下，蒂勒在埃格勒通的西面，而克莱蒙费朗在它东面。抽调围困埃格勒通的兵力去追击根本不存在的德军，就有可能使埃格勒通的局面变得非常危险。更加重要的是，在于塞勒和埃格勒通之间的公路上出现了伏击德国援军的极好机会。安东尼的军队等于为这样的行动增加了力量，并对埃格勒通的德国兵营保持着压力。可是安东尼不同意。他相信蒂勒的德军正一路赶来准备袭击他的后方。他要阻止他们。


傍晚时分，这座小镇静悄悄的。多米尼克和沃捷已经离开，到公路沿线设置埋伏去了，同时还带走了游击队的伤员。此时留下来的只有辛格劳布和邓诺，加上休伯特和安东尼部队剩下的人。


在听说所有的平民已脱离危险之后，辛格劳布命令法共游击队和秘密部队游击队退回森林中。虽然他知道多米尼克和沃捷将对德国救援部队造成伤亡，可是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止那股德军的前进。


辛格劳布和邓诺抓起他们的密码本、电台、一些应急口粮、几捆100法郎的钞票、部分斯特恩轻机枪的零部件，和抵抗组织游击队队员一起离开了正在燃烧的埃格勒通的街道。很快他们就穿越高处的牧场，进入林中小道。他们在黑暗中徒步前进，并听见了远处的地雷爆炸声和重机枪的哒哒声——多米尼克和沃捷搅乱了德国人的夜晚。


第二天，辛格劳布和多米尼克与沃捷在一个被毁的教堂里接上了头。果然不出所料，游击队的这次伏击并没有阻止德国人的前进，但拖延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击毁了1辆装甲车和6辆卡车，至少歼灭25个敌人。


黎明时分，德国援军到达埃格勒通。他们把兵营里的人都装上了卡车，然后缓缓向蒂勒方向驶去。他们希望在那里也照此办理。当然，他们已经晚了一天。接着他们准备回到克莱蒙费朗。


当天下午，出现了8架经过伪装的蚊式轰炸机（二次大战中最漂亮的飞机）。它们做着各种漂亮的向下猛扑和俯冲的动作。它们投下的炸弹把那座学校的大楼彻底摧毁，可惜那已是一幢空楼，里面已经没有德国人了。


很遗憾，它们来得太晚了。这时候，德国人在科雷兹的好几个兵营已被攻占，埃格勒通已被包围，游击队不断出击，数以千计的德军投降，他们的武器被缴获，再加上在公路沿线的激烈的伏击战，科雷兹的德国人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这一地区实际上已经解放——但并不是说在随后几个星期内形势就不紧张了。


在公路上设置埋伏


第89号公路依然保持畅通，希望仍然盘踞在法国西南部的德国第一集团军群继续把它作为一条逃生的通道。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训练安东尼和休伯特的部队，教他们如何使用缴获的武器，同时派出保护分队摧毁非主干道上的桥梁。休伯特的部队依然在公路上设置埋伏。


这时候休伯特提出一项计划，想利用他缴获的卡车和巡逻车组建一支机动的攻击部队，用以骚扰从科雷兹和卢瓦尔省之间向北退却的德军，使他们无法对巴顿将军在卢瓦尔河两岸的部队构成威胁。


自由法国指挥部同意了这个计划，虽然休伯特还没有得到他很久以前就要求得到的武器（正式调拨给抵抗组织的上千吨弹药，还躺在英国的仓库里，这是战争时期混乱状态的典型；游击队在起义的时候提出了许多要求，而且非常紧急，分配系统在这样的压力下崩溃了）。休伯特不得不从设置埋伏的部队中抽调部分武器，以装备他的机动部队。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帮助他弄到一辆1939年生产的、前轮驱动的雪铁龙，同时为他进行了一系列闪电式的侦察行动。德国人的车队是交错行进的，为的是防止盟军的空袭，不过他们的间隙节奏是可以预测的。杰德堡小分队只要等候这个间隙，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攻击。结果非常奏效。连续几个星期，休伯特的部队使德国人惶惶不可终日。


与此同时，安东尼的法共游击队退出了战斗，全力准备投入德国投降之后即将出现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人占领了蒂勒，包括那里的兵工厂，使它恢复了生产（他们不得不迫使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为他们工作）。领导安东尼的政治委员们希望得到战后发动革命的武器。这比进一步参与解放法国的斗争更为重要。


9月26日，巴黎和法国大部分被解放。詹姆斯小分队返回英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对于杰克?辛格劳布来说，这意味着受命前往东南亚——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谈的内容。


杰克?辛格劳布在杰德堡小分队的经历无疑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它的意义却不仅于此。这个故事不仅说明特种部队的军人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而且为非常规战争的各种因素提供了一个模式。它是所谓特种部队教范中的主要课文之一。


它所表明的是如下一些比较突出的因素和技能：


●特种部队的军人要准备越过正式的战线，深入敌后地区去作战。那些地区并没有明显地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控制，或者是受到某一方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难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根据一个领导人、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派别的正式名称或者政治隶属关系，他无法判断自己所面对的是谁或者是什么。


●他要准备在一个高度危险、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作战，而且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派遣他的组织的支持。


●他必须具备军人的所有基本技能，不仅要能作战，而且要能教别人作战。他还必须熟悉许多外国的武器和系统，应当是各种徒手格斗的行家。


●他必须比较精通他正在作战的国家的语言，了解那里的文化、政治形势以及那里人民的实际状况。


●由于他将在敌后作战，他必须能够在掩护的身份下生存，必须掌握能在秘密状态下活动所需的其他方面的技能。


●他必须具有应付各种压力的心理承受力：独立生存，没有支援，不可避免地被别人把事情搞乱，以及面对由于缺少支持而造成的更大困难。


●他必须足智多谋，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出高度的心理、政治和军事敏感性。对于那些不喜欢他、不信任他、总是反对他的人，他必须使他们了解他，对他们进行说服，加以诱导，施以威胁，使他们相信自己。在这种斗争中，他最好的武器往往是他的实际能力，这样他的对手/朋友不得不开始相信他。


●他所面临的威胁很大。他和他的小分队本身就代表着他们国家的政策。在如何贯彻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面临多种选择，但却没有或者基本没有来自上级的指导。他必须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他们的选择不仅直接影响到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游击队员的生命，而且——也许更加重要——影响到那些“无辜的”或者“被卷入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因素和技能都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阿伦?班克上校。班克的这些技能也是在辛格劳布所在的那所学校里学到的。他后来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绿色贝雷帽们心目中为数不多的英雄人物之一。


阿伦?班克


阿伦?班克是1944年空降到法国南部的另一个杰德堡小分队的队员，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活动。他在那里的体验和杰克?辛格劳布的非常相似：袭击战略设施和车队，为抵抗组织提供指导和训练，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法国解放之后，战略情报局的首长要求会说德语、当时已是少校的班克去组织一支由反对当局的德国军人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他们的使命——由比尔?多诺万亲自下达指令——是活捉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和他的死党准备逃往巴伐利亚深山里的纳粹党徒所说的“国家地堡”去藏身的话。欧洲战事结束时，那座地堡依然是个谜，班克的使命被终止。


后来，班克被战略情报局派往印度支那。他在那里曾经和胡志明一起有过一两天共同的旅行生活，还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几个月，懂得了有关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知识。


非常规战争


1945年9月，战略情报局被解散，班克不情愿地回到陆军部队。他非常怀念昔日的杰德堡小分队，因为当时杰德堡小分队随时随地都在准备战斗，而且可以自由地在敌后作战（虽然他知道有些墨守陈规的人们不喜欢给像他这样的人以太多的自由——他们称之为不严格的、非军事的行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历来服从调动，从来没有公开发过牢骚。


更加重要的是：他确信在解散战略情报局杰德堡小分队与其他战斗分队（后者为30人的小分队，可以分为每组15人的两个小组——这是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12个人编组的前身）时，如果不继承那支部队丢弃的作战能力，陆军将失去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缅甸）的敌后，都派遣过这样的战斗小分队，他们起到了直接行动的战斗作用，从事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的破坏设施、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等活动。


班克认为，战后的陆军需要有类似的部队，但是这样的部队应当受到更好的训练，得到更好的装备，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并配备更好的军官。在他看来，特种作战部队的宗旨是组织、指导并装备抵抗运动和游击运动，在重要性方面，它毫不逊色于美国武装部队中任何一支常规战斗部队。


1947年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其任务是重建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工作。它也被赋予从事秘密的、特种行动任务，以便与抵抗运动和游击队组织打交道，可是它从来没有干好这项工作。中央情报局创建之后，班克依然认为陆军很有必要承担起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行动的全部任务。


他的这种想法得不到陆军大多数人的认同。常规的军人往往认为，非常规战争主要起辅助作用，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无关紧要。也就是说，真正的军事行动要靠正规的步兵、航空兵、坦克、大炮——远非一些隔靴搔痒的行动。班克在他的回忆录《从战略情报局到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诞生》中写道：“在正统的传统军人看来，它是令人恶心的、卑劣的、非法的、缺乏教养的行为。不符合职业军人正大光明的做法。”


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军人都特别容易受这种态度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的陆军在传统上是不喜欢精英的。他们认为它是全体公民的部队——都是一些普通人。出类拔萃的军人和出类拔萃的部队固然很好，可是他们不应当过于引人注目。就他们的特点而言，特种部队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美国特种部队组建之后的若干年里，分配到特种部队并没有被看成是一种特别幸运的职业流动。


美国陆军对于古怪的人和崇尚改革的人就像它对精英一样没有好感。它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对革新感到不安，变革的动作缓慢。革命者是不受欢迎的。然而，阿伦?班克知道，陆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有数百个房间的大房子。改革派是得不到鼓励的，但是精明的、勇敢的、有政治头脑的人则在耐心地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并且愿意以职业生涯去冒险。这些人在试图进行改革——特别是当一些受到鼓舞的人也产生相同看法的时候。


在战略情报局解散之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班克就在做准备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非常规战争的书。非常规战争是什么呢？它与“常规”战争有什么区别？历史对常规战争是怎么说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特种”战争？


非常规战争


非常规战争是很难界定的，可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形成了一个可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完整，在许多细微的区别上很不明确，但它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


非常规战争主要包括那些不同于运用常规火力和大规模的部队、装甲车辆、火炮和空中力量的军事行动。在通常情况下，非常规战争是由小规模的、受过特种训练的部队进行的，它发生在普通军事分界线的后方，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侦察、破坏、小规模突袭、大规模袭击、暗杀，尤其是训练和支持友好的游击队。这些都属于直接行动的范畴。


直接行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喷灯-暴力美/加联合别动队，即所谓第一特别勤务部队（FSSF）。它被官方确定为今天的特种部队的前身。组建那支特勤队的目的，是对在挪威的德国重水生产厂、在罗马尼亚的油田之类的目标发动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但后来主要被用于攻占在意大利的山区要塞（它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非常规——“特种”——战争也存在其他的方面，这是每个杰德堡小分队都知道的：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就是一个方面。帮助困境中的人民——提供医疗援助，提供组织建议和咨询，建造桥梁和道路，取得干净的水——也是一个方面。“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被称之为心理战或者叫心战（在阿伦?班克的年代被称为心理战争）。


“帮助人民”通常属于民政事务。在特种作战的工具包里，这是一个和心战具有同样长历史的工具。介入民政事务可以有不少理由，其中包括简单的做好事，但它主要是军事模式：对你友好并体验到你的善意的人们，也许就不会对你的敌人有好感——不会帮助或者支持他们。


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特种”部队最纯正的模式是什么——是像别动队或者突击队那样的、采取直接行动的规模比较大的部队，还是像杰德堡小分队和A级小分队那样的、更专门地从事训练当地的武装力量。


后来的结果表明，“最纯正的”是一个死胡同，最好的答案是“与上述一切有关的”。


从历史上来说，在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两者的历史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由战士就与罗马占领者进行了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一千年之后，北欧海盗从海上或者河上展开突击队式的袭击。19世纪初，在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期间，西班牙游击队使法国军队对自己的征服行动感到后悔（西班牙人把这种形式的战争称为游击战，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小规模战争”）。罗宾汉和他的人都是游击战士。Ｔ?E?劳伦斯是个半自由战士式的特种部队军官，指导当地的阿拉伯人摆脱压迫他们的占领军的斗争。


打特种战争的办法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抵抗运动、武装起义或者游击活动都起源于用其他方式无法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获得自由的人们，或者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实施高压或暴政的政府那里得到自由的人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虽然善于思索的军事家们从来没有忽视克劳塞维茨这句至理名言，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在制定战略和战术的时候，却往往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非是把平民百姓看成障碍，或者看成支持者，或者看成潜在的威胁（“把他妈的那些老百姓统统给我撵走！”）。


近年来这些态度已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反映在最近非常时髦的用语“最终状态”中，例如：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最终状态？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最终状态”反映的是冲突结束后理想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现在仍然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军事领导人通常不会考虑到，他们的手下人怎么可能影响到政治形势，而政治形势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战争的结局。


对于从事非常规战争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特种部队的军人不仅要意识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政治含义，而且要意识到他们的政治行动的军事含义——实际上，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可能对他们受命去帮助与指导的人们产生影响。成功远非只是达成军事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战和民政事务民政事务一度被看成军事治安的辅助——战斗结束、秩序恢复之后，显得非常有用。一场战争结束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警察的保护。后来人们意识到，民政事务不仅在冲突中（在入侵巴拿马的时候，卡尔?斯廷纳就动用了民政事务资源，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甚至在冲突之前还能起到防止冲突的作用。历来是特种战争工具箱里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灵活性、足智多谋和政治头脑对于杰克?辛格劳布、阿伦?班克以及其他杰德堡小分队的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府终于发现，具有这些能力和相关能力的军队越来越有用处。他们是精确的工具，而坦克、大炮以及其他主战武器相比之下要愚钝得多——虽然它们的杀伤力强大得多。


换句话说：特种作战所针对的是用其他方法无法攻击的战略和战术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战略和战术目标与敌人的重心有关（克劳塞维茨的另一个术语），而重心可以是物质的、心理的或者经济的。如果常规武器无法对付它……特种战争则有可能。


如果一个国家发现其自身不断需要这种力量，那么它就会把这些力量组织成特种作战部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与德国军队面对面地决一雌雄。他们的特种部队目的在于给他们一个能与敌人打个平手的杠杆。


相比之下，德国人并没有采取打特种战争的办法。其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们的军队被打败之后，他们没有组织游击队来抵抗盟军对他们国家的占领，这同样也是个谜。虽然德国人在苏联、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其他地方有丰富的反游击队的经验，而且亲自体验到游击队如何能使占领者感到头疼，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组织这样的活动。


这一点特别令人费解，因为德军指挥部对突击队的运用是最大胆、最有智谋的。例如，1940年，在比利时南方默兹河与阿尔伯特运河交汇处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要塞——地面上有装甲坚固的炮塔，被掏空的地底下是纵横交叉的坑道，由1200名军人把守。马其诺防线上的任何要塞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德国人希望向西进攻，攻打运河上的港口，或者向南逼进法国，他们就必须拿下埃本埃马尔要塞。


一支由80名德国工兵组成的突击队在一名士官的指挥下，在模拟该要塞的场地上进行了6个月的滑翔机作战训练，然后乘9架滑翔机在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屋顶上降落，实施了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攻击行动——这次行动的一个闪光点就是在战争中首次运用了聚能装药技术——结果是，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只花了30小时就被攻克。聚能装药技术的重点是爆炸效果，其目的是穿透装甲，现在这项技术在所有的反装甲和深度穿透型武器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但是在这次行动结束之后，这支工兵突击队又回到德国陆军的战争机器中。德国人没有看到反复使用一支常备的特种作战部队的必要性。


1943年，盟军入侵意大利之后，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并把他流放到一个位于山顶、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大饭店里。据说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把他营救出去。进入那里的惟一通道是一条索道缆车。9月13日，另一批敢死队式的德国滑翔机突击队，在一位了不起的特种作战指挥官奥斯特里安?奥托?斯科曾尼的率领下，在离该饭店仅100码的地方着陆，击败了守卫部队，并调来一架小型菲斯勒施托希飞机，把这个恶魔送进飞机运走了。


这支突击队后来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部队。


在荒郊野外


从1946到1951年，美国陆军对于重建非常规作战能力的兴趣丝毫未减。虽然他们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却没有带来多少实际的变化。鉴于以前有过突击队的先例，有一项研究探讨了建立一支既能执行杰德堡小分队那种教学训练使命，又能实施突击作战的组织的可能性。另一项研究提出建立一支特种部队，利用脱离苏联的东欧卫星国的军人组织一支特种部队，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有过与纳粹进行非常规作战的经验。这些人可以在《洛奇法》的条款下汇集到一起，因为这项法案允许外国人参加美国军队，而且在2年之后可以获得美国公民资格。这将是一支美国特种部队的外籍军团。


遗憾的是，最多只有3000人能够应征加入这样的部队，这个数量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虽然《洛奇法》的志愿者后来确实成了早期特种部队的成员）。


这些提案都没有任何结果。


就像所有杰德堡小分队的人一样，阿伦?班克对心理战技术也有所了解，例如，散布谣言以涣散人心，或者散布错误信息。然而，班克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调到心理战部队。他根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这是1951年初发生的事情。当时班克已经是一名上校，正在朝鲜的一个战斗部队，美军第187空降团战斗队任职。他接到的命令是：返回美国，到华盛顿报到，到罗伯特?麦克卢尔准将的手下当心理战参谋。


麦克卢尔是个很了不起人。他在欧洲的时候就为艾森豪威尔策划过心理战（说得更准确些，是白手起家搞起来的），战后他为在德国的盟国军政府主持了清除纳粹主义的计划。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明白了重新建立心理战作战能力的必要性。


麦克卢尔在艾森豪威尔手下负责心理战，他经常与战略情报局的人协调他的作战行动，这样也就与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部经常有联系。他所看到的情况给了他很深的印象，等到时机成熟，他自己重新开始心理战的时候，他成功地提出在他的部队中要有特种部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麦克卢尔请来了班克和另一个能人，那个人就是才智过人，精力充沛的陆军中校拉塞尔?福尔克曼。他们两人的工作是在陆军中重新组建特种部队。


在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福尔克曼成为英勇无畏、没有投降的美国人之一，他和菲律宾的军人以及在吕宋岛上的少数几个美国人一起组成了抗日的游击队。用班克的话来说：“当麦克阿瑟将军说‘我会回来的’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名上尉的拉塞尔作出的回应是‘我愿意留下来’——麦克阿瑟给了他祝福。”经过3年的战斗，他们那支原先很小的武装已经发展到15000人——大致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打死或俘虏了数千名日本人。当日本人终于投降时，接受日本司令官山下将军投降的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游击队。


为了表彰游击队对胜利所作出的贡献，麦克阿瑟在正式受降的签字桌上留了一个座位给福尔克曼——他当时已经是上校了。


班克、福尔克曼、麦克卢尔把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收集在一起，坐下来试图解决许多长期以来使特种作战专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别动队和特种作战/游击队的支持模式；指挥与控制、人员配置、后勤供应以及实际运作问题；如何利用《洛奇法》中规定的侨民问题，等等。在今后的50年里，这些问题将继续困扰特种作战的专家们另一个有名的菲律宾游击队战士是温德尔?费尔蒂格上校。他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与日本人英勇作战，后来成了班克和福尔克曼的参谋。20世纪50年代有一部非常好的关于费尔蒂格上校的电影，我们的朋友W?E?B?格里芬的小说《战斗在敌后》写的就是他的事迹。。


与此同时，陆军自身也把别动队问题暂时从台面上撤了下来，逐步停止了当时存在的别动队的活动，建立起一所训练别动队的学校，对战斗人员和被挑选的其他人员进行别动队方面的训练，然后让他们各自回到原单位。阿伦?班克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倾向于战略情报局的模式而不是别动队模式的特种作战。由于陆军仍然需要深度渗透、长期作战，减少别动队的活动将为他们释放出更多的人员。


此后不久，班克和福尔克曼受命拿出一个组织装备表，这是创建一个军事单位所需的最后一个步骤。现在的问题是：在非标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军事单位以灵活的方式、充足的资源进行运作？作战部队的规模应当有多大？他们应当如何组成？


班克倾向于把一些训练有素的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编成以完成具体使命为目的的单位。由于陆军里有种种繁文缛节的手续，这是一个行不通的选择。这时候，战略情报局提供了两个已经受过检验的模式：以3人为单位的杰德堡小分队模式和以30人为一个战斗分队的模式。战斗分队模式虽然不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灵活、那样“隐蔽”，但它能够对敌后纵深处困难目标进行直接袭击，在没有本地游击队的区域进行游击活动。这样的战斗分队能一分为二，成为两个15人的小分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使得班克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建立一支核心的特种部队，使它的作战单位比杰德堡小分队大一些，战斗力强一些，但是比战斗分队直接行动突击队小一些呢？


这个想法导致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或者特攻队）的建立。小分队起初由15个人组成，人员只有战斗分队的一半，但很快就成了今天的特种部队这样12个人的编制。它的指挥官是一个上尉，由一名中尉军官当他的副手（后来是准尉军官），而有经验的士官则在其中起到平衡作用。每一个队员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但是——为了增加灵活性，减少冗员——这些专业特长都是配对的：2名武器方面的行家、2名通讯方面的行家、2名卫生兵，等等。每个人都接受交叉训练，但在紧急情况下也能干其他人的工作。每个都具有伞兵和别动队员的手段。


在组建初期，能够流利说未来目标国家语言的人不多。后来每个特种部队成员都接受了高水平的强化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训练。


A级小分队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它自身并不具备很强大的火力，可是在这个人数有限的群体中却有许多不同级别和经验的人。它还具有高度灵活的安排：一分为二，就接近杰德堡小分队的形式。把两个A级小分队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战斗分队。


A级小分队将在目标国家的某个具体地区展开野外活动。一支B级分队通常由一名少校指挥，辅助他的是2名军官和9名士官。他负责领导三个A级小分队，往往是从一个主要城镇或地区首府之类的中心位置进行管理。


特种战争中心学校


一个C级分队具有数量相同的军官与士官配备，下辖三个Ｂ级分队，通常从目标国家的首都实施管理。C级分队的首长是一名中校，他的副手是一名少校。


三个C级分队组成一个大队，由一名上校指挥。大队过去有（现在也有）一个地区性的方向。组织装备表规定，特种部队的使命（的本质）是：“从空中、海上或者陆地进行渗透，深入敌人控制的领土，并留在那里组织、装备、训练、控制并指导当地潜在的武装力量进行特种作战。”特种部队作战的界定是：“组织抵抗运动，运行他们所组织的网络，指导游击战争、战地情报收集、谍报工作、破坏活动、颠覆活动、逃避和规避行动。”


所有这些人员都要有地方睡觉，有地方办公、学习和训练。他们也需要一个中心，供他们学习、讨论和开发特种作战和非常规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政策和条令、技术和战术。如果阿伦?班克和拉塞尔?福尔克曼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希望有一个专门用于这个目的的设施——特种战争中心学校。然而，自从特种部队暂时被划归特种战争分部，特种战争中心学校就将是心理战中心的附属部分。这是麦克卢尔准将为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设计的。这一中心于1952年3月得到批准。他将暂时由班克领导。他也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担任把重点放在欧洲的第一支特种部队——第10特种作战大队——的司令。


接下来就是招募人员。在初期阶段他们把目标锁定为空降兵、别动队以及《洛奇法》所规定的志愿者。


1952年6月19日，班克组建了第一支部队并担任它的司令。他后来写道：“当天上午前来报到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士兵、一名准尉和我。”


很快这个数量就扩大了。


到那一年的下半年，第十特种作战大队转移到德国慕尼黑南面的巴德托尔兹，但这时它已被一分为二。留下来没有走的成了新组建的第77特种作战大队。


麦克卢尔、班克和福克尔曼——和许多曾经帮助、支持过他们，给他们提供建议的人一起——真正地组建了美国特种兵部队。


然而，这在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确很小——的外围核心。直到1961年，美国特种部队才有了明确的地位。

第三部分：军中骄子


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军队是个广阔的天地。如果你能留在部队，并且不下岗，那你在军队中就能大有作为。在军队里，任何聪明才智都有发挥的余地，而且有无限的发挥创造和想象的空间。可是由于军队承载着国家的福祉，它是不会由于某个人提出某个新的想法，就从一边转向另一边。要想让它接受新的思想，就必须反复做工作——有时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


（退役）中将威廉?Ｐ?亚伯勒


1961年10月1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麦凯勒池塘附近的棒与枪俱乐部里，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在到来。那天到场的有刚被提升为陆军准将的新任特种部队司令比尔?亚伯勒、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切斯特?V?特德?克利夫顿少将、肯尼迪总统本人，以及其他知名人士。


从表面上看，肯尼迪到布拉格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阅一个陆军师——第82空降师。在旗帜招展的西蒙斯机场上，展示的是这支部队及其所有的武器装备。克利夫顿少将认为，让这位年轻的总统看一看展现在他面前的这个陆军师的风貌有很大的好处。然而，另一个目的才是肯尼迪此行的真正意图，因为克利夫顿、肯尼迪和比尔?亚伯勒都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总统体验一下特种部队能干些什么。


肯尼迪对特种作战早就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在他看来，特种作战具有很大的魅力，而他对有魅力的东西总是情有独钟。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特种部队有能力做他极想做的事情。


当时，肯尼迪的观点在美国的领导层中几乎没有知音。他认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身已陷入一种新的冲突，从而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战争。它对我们通常的作战形式提出了挑战，“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它的起源却又非常古老——由游击队、破坏者、叛乱者、暗杀者所挑起的战争；通过伏击而不是通过对垒进行的战争；通过渗透而不是通过侵略，通过瓦解敌人、拖垮敌人而不是与之正面交锋而赢得胜利。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新战略，还要有一支全新的军队”。


克利夫顿和亚伯勒认为，一场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安排得恰到好处的演习，肯定能够向他们的总司令展示：陆军早就具备了在这一新的舞台上所必需的士兵和力量。它还远远没有完全形成和发展起来，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亚伯勒认为，这可以说明他已经有了组建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


那一天的另一个亮点是，特种部队首次在这样的正式场合戴上了绿色贝雷帽。这种帽子虽然不正规，但却很受人喜爱。当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把戴绿色贝雷帽作为统一着装。60年代的陆军不允许像特种兵和伞兵这类“精英”部队有与众不同的着装，其理由是为了整齐划一。即便如此，所有特种部队都藏着绿色贝雷帽，在偏远地区演习或者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就戴上它。


比尔?亚伯勒和特德?克利夫顿在西点军校就是同窗好友，而且成了终生莫逆。在肯尼迪到布拉格堡去之前，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就讨论过部队在接受总统视察的时候要不要戴贝雷帽的问题。从不利的方面来看，他们是在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从有利的方面来说，他们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的军中同行和公众承认，特种部队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亚伯勒是一个对象征符号特别敏感的人，他认为贝雷帽不只是一件与众不同的衣物，而是一种象征。


“我认为总统看见你的人戴绿色贝雷帽会喜欢的，”克利夫顿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也这样想，”亚伯勒回答说。“当然，它们还没有得到上面的认可。”


“唔，”克利夫顿说，“你就告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戴上它。”


“下面怎么办呢？”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能对付。”


到10月12日那天，各种不同色调和面料的绿色贝雷帽一下子从隐藏转为公开，有些贝雷帽已经经历过数十次野外训练。那一天，头戴贝雷帽的官兵们自豪地站在那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允许的。年轻的总统满面笑容，非常高兴。


后来，就在陆军服装委员会为这件事非常恼火的时候，白宫给亚伯勒准将发来一份电报，说总统已同意把贝雷帽作为优秀表现的象征。从那时起，绿色贝雷帽被正式认可。


从那时候起，各种式样的贝雷帽就成了美国陆军各部队正式的行头——首先是那些得到认可的精英部队，比如突击队（黑色贝雷帽）、空降兵（栗红色贝雷帽）。近来——尽管还有许多争论——整个陆军都获准戴黑色贝雷帽（突击队员将换戴褐色的）。


尽管如此，在40年前那个暖和的秋日里，戴贝雷帽还算不上一件大事。那一天的主要活动是“加布里埃尔表演”。这是为了纪念特种部队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的士兵——当然这个名字与同样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天使的联想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这个表演是为了展示在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战面前，A级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多种技能、灵活反应和足智多谋。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领着总统各处视察，观看各小分队的演练，可是这一次却不行，因为特种部队的特点是在相距较远的不同地区，在秘密的、隐蔽的形势下展开活动，所以给观看带来困难。不过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特德?克利夫顿事先已告诉了亚伯勒）：肯尼迪总统的腰不好，不能进行过多的运动。


这次表演起了作用


所以他们就安排各个分队到总统前面进行表演，而不是领总统到各处去看表演。


为此，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制定了一项计划，让特种部队技能表演小组在用平板车搭建的彩车上（或者用彩车作为平台）进行表演。每辆彩车都将在总统面前停留，表演特种兵的各种活动。表演的重点不是展示武器、装备和器械。表演的重点在于展示人的风采。


例如，有一辆彩车展示的是敌人的游击队基地。它就像老挝、南越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基地一样，很难发现、锁定或摧毁，因为这类基地在不断变换地点，而且利用沼泽地、丛林或山地为掩护。他们对总统说，要找到并摧毁这样的基地，需要受过特种训练、有特种装备、轻装并善于机动的战斗部队。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还可以训练其他人来这样做，而且这样更为合适。


另一辆彩车上所表现的是受过语言与文化训练的A级小分队，他们如何训练和帮助当地的武装力量。还有一辆彩车上展示的是特种部队的助民行动（例如提供医疗帮助）。这对他们的战斗行动将起到辅助作用，因为他们帮助了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就不大可能去帮助敌人，这就等于抽干敌人游击队赖以游泳的池中之水。


其他的彩车表现了特种部队的心理战和通信技能——利用广播、乡村里的广播喇叭，散发传单等。为了加强效果，还从天上撒下数以千计的传单。也有的彩车展示了比较传统的特种作战——比如训练友好的游击队如何深入敌后袭击敌人车队及物资储藏地。


这次表演起了作用。


此后不久，总统就批准建立一支较大规模的特种部队，但是总统的关照并没有增加特种部队的舒适程度。比尔?亚伯勒接任司令之前，虽然特种部队在持久的冲突中也许会发挥作用，但其作用毕竟很小，也很有限。特种部队的成员都不指望在陆军中能够待得长久，或者得到快速提升。对个人来说，这是个没有出路的部队。


只要特种部队保持这种规模，五角大楼的许多陆军将领会很高兴。


肯尼迪前来视察之前，比尔?亚伯勒的上司中不止一个人对他明确地传达了这样一个友好善意的信息。例如，第18空降军司令（一位三星将军）就对他说过：“比尔啊，你刚刚晋升准将，我就开门见山跟你说吧，你想做的是一些谁都不喜欢、谁都不会接受的事，除非你能说动总统。我的意思是，必须让他相信，因为如果他不同意，五角大楼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陆军“老大”说成是彻头彻尾的障碍也是错误的。


1961年，比尔?亚伯勒接管了特种战争中心1955年12月10日，麦克卢尔准将的心理战中心变成了特种战争中心及学校。。当时他给手下人下达的第一道指令是，制订出一个根据肯尼迪总统的目标来打造这个中心的基本原则——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并且由于陆军“老大”没有理解肯尼迪讲话的意图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陆军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来贯彻总统关于反游击战方面的意图。


例如，设立了在陆军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领导下的特种战争指导委员会。1961年1月，该委员会推出了特种战争学校的第一批反游击战的课程。


1962年初，该委员会以汉密尔顿?豪兹将军为首的13名将军来到特种战争中心。豪兹委员会提出，从上校到四星上将的所有陆军军官以及美国的所有陆军师，都必须接受反游击战的教育和训练。该委员会还提出把特种部队从当时的2300人增加到4600人。到1968年年中，特种部队已经增加到8个大队，总数超过了9000人。


那年10月亚伯勒和克利夫顿为总统举行的表演，实际上融合了三股力量，但在当时它们还没有被完全分清，也没有被完全理解。


第一，比尔?亚伯勒是肯尼迪亲自挑选的特种部队司令长官——不过亚伯勒本人并不知道。总统此举得到了特德?克利夫顿的帮助，并听从了他的建议。总统曾经对陆军参谋长说他要用亚伯勒，于是他得到了亚伯勒。最高行政首长的青睐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五角大楼那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喜欢自己负责人事安排。当总统把这项权力从他们手上拿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喜欢的，这就意味着亚伯勒从走马上任起就面临种种阻力。


第二，比尔?亚伯勒知道，特种部队是惟一体现了美国总统十分关注的“新型战争”思想的美国的军事概念。但亚伯勒也知道，没有肯尼迪的帮助，要让陆军接受这样的思想非常困难。在二战胜利后的几十年内，陆军仍然在打二战式的战争——依靠火力和大兵团作战的战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提倡与推广特种部队的理念，亚伯勒不得不冒一些风险。他不得不去做总统和公众的工作。在向总统推荐亚伯勒的时候，特德?克利夫顿深知亚伯勒非常善于“推销”自己的观点——他在朋友面前是个“表演艺术家”。他是做这件工作的合适人选。


第三，比尔?亚伯勒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特种部队，因为他已经得到总司令的授权——这也是为什么说当年10月的那一天是特种部队重要分水岭的主要原因。亚伯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特种部队将因为他而发生重大变化。


他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用自己的才干证明自己的远见卓识，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克利夫顿和肯尼迪联手把他选调到布拉格堡是个正确的选择。特种部队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当然少不了数以百计的大人物的诸多帮助，但主要还是亚伯勒的功劳。


接手特种部队的初期，亚伯勒心里并不高兴。接到要他到布拉格堡报到的命令时，他在欧洲担任高级反谍报官员——第66反情报特种大队司令，他们的总部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负责向美国在欧洲的所有驻军提供安全保障。他的反情报特种大队通过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巴黎的外勤工作站展开工作，此外他们还与德国、英国及法国的安全部门官员密切配合。这是他十分喜欢、不愿离开的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的国际性及其成功的记录——他们识别、抓获、或者“消灭”了数量众多的敌人特工——他也喜欢这项工作千变万化的神秘性以及迷宫般的复杂性。对于一个高智能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


在亚伯勒看来，丢下这一切去指挥一个看上去毫无生气的行动，似乎毫无乐趣可言，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也不能够提供多少发展前景或者令他激动的事情。


“我错得不能再错啦，”他说道。


实际上，他的错误并不是他早期对新指挥岗位的特性的描述，而是他没有看到约翰?肯尼迪已经认识到的东西，还没有看到要有一支新型的部队来打一场新型的战争。阿伦?班克的特种部队保留了他对二战中战略情报局和杰德堡分队那段光荣历史的珍贵记忆。现在所需要的是，把班克和福尔克曼训练出来的部队变成一支活跃在敌后的部队，变成一支具有更高的技能、更丰富的想象力、更大的灵活性和文化敏感性、更善于动脑子的部队。亚伯勒培养出的人要完成的任务，比他在欧洲担任情报官员遇到的任务更复杂。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一支独特、灵活、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部队。


对特种部队来说，重要的不是它昔日曾经如何，而是它未来将会如何——这将是亚伯勒的创造。


表演艺术


对比尔?亚伯勒这样一个自称怪人、有很多新思想的人来说，军旅生涯并不是他理想的职业选择。奇怪的是，他出生于军人家庭；他父亲是一战中曾在西伯利亚作战并立过战功的老兵，精通俄语，退休时已是一名上校。比尔?亚伯勒并不向往军队生活。更加奇怪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聪明、喜欢艺术的年轻人。他喜欢绘图和绘画。这样的人有时候往往与军队的制度、死板的规定以及缺乏想象是格格不入的。


另一方面，年轻的比尔?亚伯勒认识到，尽管军队里偶尔有制度上的不合理，但他父亲的职业是崇高的，那样的生活可能既充实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是个军人。


1931年，亚伯勒参加了陆军。军旅生活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使他更加了解训练场上的人们。他在后来指挥特种部队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经验。


一年之后他进入西点军校。在那里他和同班同学特德?克利夫顿一起创办了一个学校刊物《西点指示器》。克利夫顿担任编辑，亚伯勒担任常务编辑，写专题报，绘制卡通漫画——这是一个终生陪伴他的实践活动。


1960年，亚伯勒从西点毕业。他从约翰?J?潘兴将军手中接过授予他的少尉军衔，被分配到驻扎在吕宋岛麦金利堡的菲律宾侦察兵第57步兵团。在去菲律宾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与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诺尔玛恋爱并结婚——不过家庭出身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他俩这一辈子都对远东的生活和亚洲的艺术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北卡罗来纳家里，就摆设了许多来自亚洲的艺术品）。


在菲律宾待了3年之后，亚伯勒独具慧眼，发现了这支新部队的锋芒所在。40年代初期，这个锋芒就是从飞机上跳伞（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他是参与这一新型的、非常危险的战争形式的第一批志愿者。


伞兵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个代价也不小。运送伞兵的运输机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伞兵不可能携带过多的东西来满足支援与火力的需要。换句话说，空降兵部队的初期作战更接近于特种部队，而不像是步兵。


在他学到了伞兵的技能之后，空降兵部队的领导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实践自己对象征符号的喜爱。


外界的人很容易忽视军队中众多的与体制有关的象征符号。资格证章、绶带、奖章、臂章——甚至特别的帽子、靴子或歌曲——在一个军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它们不是最重要的，但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意志坚强的人在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旗帜或徽章面前，有时也会激动万分，说不出话来。


这并不是说，一个军人的服饰和佩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你要的是尊严，你不希望一个军人看起来畏首畏尾。在这里有一点炫耀并没有什么坏处。对此亚伯勒一直都有清楚的认识。“有特色的军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豪感，”他写道。“你可以改变一个人，把他变为一个特殊的人。”


空降兵部队的首长注意到他在绘画与设计方面的才能，所以让他设计第一枚空降兵资格的证章也就不奇怪了。接着他们让银匠制作了足够数量的证章，颁发给第一批合格的伞兵。空降兵至今还佩戴着由比尔?亚伯勒设计的银翼徽章。


亚伯勒的才华不只局限在航空兵的银翼上。他后来又设计了特种服装：第一批伞兵皮靴就是一个例子——伞兵皮靴的含义对伞兵来说就像绿色贝雷帽对特种部队一样——他后来还设计了其他几种军用服装，有些服装进入了户外衣着专家L?L?比恩等人的服装类别。


在亚伯勒担任绿色贝雷帽部队指挥官的初期，他提出要把军用猎刀用作徒手格斗的有用武器，同时也要把它视为成就的象征。有一段时间，骑兵的马刀曾经起过这样的作用。陆军现在已经不用马刀了。在20世纪，它们已经不像骑兵时代那样实用。在亚伯勒看来，军用猎刀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替代品，因为它既有前沿的传统，又有英勇的含义。


亚伯勒的梦想是，把军用猎刀和绿色贝雷帽一起发给每一个新参加特种部队的人。在这把军刀的一面镌刻着这个士兵的名字，另一面镌刻着特种部队的格言“解放被压迫者”。


陆军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个想法——不过比尔?亚伯勒总是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电影。


1941年，比尔?亚伯勒成为新组建的伞兵部队的领导人之一。他学到了重要的一招，那就是如何让美国军方和美国公众相信这支很有战斗力、但仍让人有些疑虑的部队。


好莱坞帮了大忙。


1941年，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RKO）拍摄了电影《伞兵营》，影片中3个年轻人的角色由罗伯特?普雷斯顿、埃德蒙?奥布赖恩和哈里?凯里饰演。他们3个人都经过跳伞训练。因为让大明星冒险从飞机上跳伞是不行的，所以比尔?亚伯勒和他的伞兵同行们就当上了替身演员。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电影，但它确实使得空降部队令人神往，吸引了陆军“老大”和公众对他们的注意。


后来，亚伯勒抓住了一个类似的机会。那是作家罗宾?莫尔亲自上门提出要写一部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亚伯勒很赞赏这种想法，所以他琢磨写一本关于绿色贝雷帽的书，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一部由约翰?韦恩主演的非常卖座的电影。


《绿色贝雷帽》结果成了一部向美国公众介绍特种部队“加布里埃尔表演”的著作。


不过亚伯勒没有就此歇手。


还是在亚伯勒当小兵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军乐队。他喜欢那些老的进行曲以及军队歌谣对心灵产生的冲击。后来，在他当了特种部队司令后，他强烈地感到绿色贝雷帽应当有一首自己的激励人心的军歌。他把西点军校的乐队主管找来，请他写一首绿色贝雷帽进行曲。后来有一天，特种部队里有个叫巴里?萨德勒的年轻士官走进亚伯勒的办公室，开始演奏一首由他谱写的歌曲《绿色贝雷帽赞歌》。


神勇的战士从天而降


无畏地战斗面对死亡……


由此又引出另一件事情。过了不久，仍在服役的萨德勒士官在《埃德?沙利文的表演》中演唱了这首歌曲。它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首歌曲立刻轰动一时；后来它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对美国特种部队的热爱和尊敬迅速增加——比尔?亚伯勒不仅有了一首军歌，还为他的绿色贝雷帽取得了公关上的巨大成功。一个出乎意料、令人高兴的认可来自苏联的检查人员，他们禁止《绿色贝雷帽之歌》在苏联发行。


现在他有了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电影、军歌。他只要另外一个部件：特种部队的祈祷词——没有宗教色彩的话语，能够表达和规定特种部队军人与他们心目中的上帝进行交流的话语（在散兵坑里是没有无神论者的）。这个祈祷词应当能让他的所有官兵都接受，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是什么。下面就是他写的祈祷词：


万能的主啊，你是自由的倡导者，是被压迫者的希望，听听我们的祈祷吧。


我们特种部队的战士承认，在保卫人类自由的斗争中，我们依靠你的支持。


在保卫那些无力自卫，解救那些被奴役的人的战斗中，我们愿与你在一起。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国家的格言是：“我们信任上帝”；我们的国家期待我们获取荣誉。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永远不能给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战友脸上抹黑。


请你给我们智慧的头脑、勇敢的心灵、强健有力的手臂，请用你的手保护我们。


我们为你而战斗，胜利的桂冠属于你。


因为你永远是一个王国、一种力量、一种荣耀。阿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伯勒不断进行跳伞训练，而且参加了实战——1942年11月对北非的入侵（这是实战中第一次动用美国伞兵部队）以及后来在突尼斯的行动。他所指挥的伞兵营在入侵西西里的时候，因“友军”的高射炮火而损失了23架飞机。后来他的伞兵营在意大利安其奥作战。他手下的士官保罗?Ｂ?赫夫是第一个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伞兵。后来，他的伞兵营被空降到法国南部，从法国的里维耶尔到法意边境的滨海山脉一带作战。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被提升为上校，并被授权指挥在山岩崎岖的意大利沿海到热那亚一带作战的一个团级的步兵小分队。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一颗银星。


不过，早先他几乎断送了自己在军队的前程。


亚伯勒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师长指挥的西西里大规模空袭提出了质疑，因为在那次空袭中，许多运输机被击落，同时还有巨大的人员伤亡。他的上司，当时的陆军少将马修?李奇维对于这个部下的直言不讳感到不快，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所幸的是，李奇维的上司，陆军第5军军长马克?W?克拉克中将很赏识亚伯勒，从这个直率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拉克让他临时担任参谋，后来把他调到另一个作战部队担任指挥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勒和李奇维成了好朋友，而且亚伯勒逐渐意识到，在下进攻命令时，李奇维那样做是必要的。这就像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天艾森豪威尔下命令时的情况一样。攻击行动必须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尽管会有相当大的损失。这是每个指挥官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给年轻的亚伯勒上了很好的一课。


战争结束后，亚伯勒被派往奥地利担任美军宪兵司令和维也纳宪兵司令。这是类似警察局长的工作，但也要和其他3个占领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地位与他相当的军官们合作。这是亚伯勒第一次接触到后来被称之为“民政事务”的工作。


四个占领国的正式任务是恢复法律与秩序。亚伯勒逐渐感兴趣的问题是：占领军会怎样干扰这个过程——例如，通过犯罪活动。为此，他开始进行一些统计研究，这项研究显示了哪些国家的人犯罪最多，以及这些恶行的性质。然后，他定期出版一个小册子，上面有显示谋杀、强奸、盗窃、纵火、黑市交易等活动的曲线。


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俄国人的恶行最多，第二位是法国人，接下来是美国人，排在最后的是英国人。


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统治下受害最深的民族，在保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几乎毫无积极性。但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占领军的品行如何与他们自己的表现有很大关系。经历过战斗的美国军队表现比较好，比较守纪律，可是那些来接替他们的部队到达之后，纪律开始涣散，犯罪率开始上升。


俄国人似乎根本不对自己的部队加以约束。实际上，亚伯勒的俄罗斯同行（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告诉他，许多俄罗斯指挥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在哪里，这是有点令人怀疑的。那些人的行径是对规章制度的嘲弄。


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勒多次采取措施约束美国部队。在他看来，维也纳不仅仅是一个被占领的首都，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充满政治考验的地方。这个考验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决定欧洲大部分地区未来的政治走向。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派出代表自己国家美好形象的代表，这些人将起到一个正面的心理杠杆作用。


然而，当他向上级提出这方面建议的时候，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不要提。他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军队就是这样——其他问题让上级去处理。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个“老一套的回答”。


需要有一个新的回答：只能允许经过挑选的人进入那个舞台。在随后的年月里，对诸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样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他坚持的就是这种看法。


在维也纳（以及后来在东南亚），平民百姓对出现在他们中间的美国人寄予很大的期望。美国人有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他们代表了一个幅员辽阔，力量强大的国家；他们是去帮助当地人的。要想让老百姓的期望得以实现，靠军队的老一套做法是无法奏效的。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普通的”军人是不够标准的，需要“特种的”军人。


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


比尔?亚伯勒输掉了这个回合。可是这种想法却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在随后几年里，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级军官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1951年，他从英国的坎伯里参谋学院毕业，接着他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担任参谋军官，在伦敦待了2年，参与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对特种部队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罗杰?希尔斯曼，并与他成了好朋友。罗杰?希尔斯曼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二战时期跟随梅里尔的掠夺者小分队在缅甸进行游击战争，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在肯尼迪当政时期，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成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希尔斯曼是负责肯尼迪所关心的非正规战争问题的顾问。


离开英国之后，亚伯勒被调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2年。在那段时间里，他研究了包括游击战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未来战争形态。为了这项研究，他访问了布拉格堡的特种部队。当时那支部队的负责人是埃德森?D?拉夫中校。拉夫是1942年入侵北非的第一批伞兵，也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在特种部队司令部，亚伯勒像贵宾一样听取了特种部队使命和作战能力的情况简介。尽管拉夫非常热情，可是亚伯勒所看到的情况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打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特种部队可能会对游击队产生一些影响，并使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有利，但这只是敲敲边鼓而已。


1956年，他被派往柬埔寨，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副团长。他花了大量时间前往实地，和柬埔寨军队一起——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有很大启发的体验（他热爱柬埔寨）。在那样的环境中进行常规战争，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柬埔寨军人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他说过如下一番话：


1956年，奇科莱拉将军和我都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我们到东部省份去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从金边出发去了邦美蜀越南南方地名。，走的是一条当年法国人修建、如今已被丛生的植物覆盖的道路。一些已经锈蚀的机器还在路旁。我猜测，在边界两边的部队（共产党的和反共产党的）有过接触，但已经脱离了接触，因为在柬埔寨与越南的边界上，没有发生军事行动的迹象。可是一旦进入越南境内，大多数可能的通道都处于坚固防御工事的控制之下。


在这两个省的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雨季。有一次我们就遇上了瓢泼大雨。


与我们随行的是一支由柬埔寨人组成的小分队，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两辆吉普和一辆拖车。那里的天黑得很快，这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我们的道路逐渐被水淹没。我们的两边除了平地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感到无计可施。我们不仅可能被水淹没，而且在一片泽国、没有任何地貌特征的地方，我们可能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迷路。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该怎么办？


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土丘——一个小山包——我们把车开了上去。雨水倾盆而下，劈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我们找到一些能大致避雨的地方，把睡袋铺在地上，想稍事休息，等第二天早晨再想办法。


大约凌晨3点，我们听见我们来时的方向上有动静。很快我们就朦朦胧胧地看见雨幕中有一些闪光——沿着公路传来骡拉车发出的声音。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名浑身湿透的年轻柬埔寨中尉走上前来，敬了个礼，然后用法语问道：“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我们问：“呃，你是什么人？上哪儿去？怎么会上这儿来的？”


“我们要去边境哨所，”他解释说。“我们是从泥水中过来的。”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做给我们看。


他们在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上装了一个绞盘，把一根绳子固定在树上，然后向前开25—30英尺。接着再重复先前的动作。他们这一路上采取的都是这种办法。


“你们在这儿过夜吗？”我们问道。“是不是要等雨停下来？”


“哦，不，前面有个更好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接着他问道：“要我们带你们一起走吗？”


“不，我们要等到天亮，”我回答说。


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水稍稍退了些，已经可以看清方向了。


大约向前走了10英里，我们来到那名柬埔寨中尉的营地。他把他们运到边界哨所去的东西都摊在那里。柬埔寨的军官们都脱下军装，换上了他们的“柬袍”（一种裹在身上的衣服），几个勤务兵在服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显得轻松自如……确实是很优秀的丛林和前线军人。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边界哨所。这个哨所就像从前美国西部的一座小堡垒。它的四周有木尖桩，为的是防止当地土著山民。他们把这些山民称之为“山农”，而越南人则称他们为“山民”。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吹号，升旗。那些柬埔寨军人还到镇上去（很近），用锆石锆石是一种矿物，经加热、切割和磨光，能做成华丽的蓝白色宝石。去换东西。就像我们当年西部开发时的士兵与印第安人换东西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就回到哨所。


我的感觉是，柬埔寨人能够成为了不起的非正规战争的战士，从事游击战争。


特种部队使命的另一颗种子种下了。


1957年，亚伯勒担任第7步兵团团长，部队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调到德国。不久他就被派到欧洲反情报中心……而后又被调到布拉格堡，担任特种部队的司令官。


瓦解敌人继续斗争的意志


约翰?肯尼迪关于非常规战争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他对20世纪50和60年代一些事情的担心——“共产主义帝国”的扩展似乎到了疯狂与危险的地步，殖民主义突然土崩瓦解。


殖民主义——由西方大国统治第三世界人民，进行经济剥削——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殖民主义的灭亡（除了苏联的模式）经历了大约2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


遗憾的是，老殖民主义者的离去并没有给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多少好处。他们并没在当地人中留下多少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可用的东西。他们从来就没有作出“白人负担”的承诺。大多数新近摆脱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缺乏维持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银行和投资，尤其缺乏的是能保护他们的、可执行的法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所感兴趣的，是他们个人势力和财富的扩张，而不是建设和发展国家所需要的长期艰苦的奋斗。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希望得到其他人想得到的东西——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把欺压我们的人打倒了，”他们说得很有道理（而且往往是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痛苦和牺牲之后）。“现在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胜利果实。”


但胜利果实没有立即出现——而且实际上他们是倒退了，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腐败、更加肮脏和腐朽的前景。他们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看到他们的情绪很快变坏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潜在的爆炸性局势，自然就变成了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舞台。这不仅涉及到对世界上巨大自然资源的控制，而且涉及到对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支配和影响。


在这个较量的初期，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共产党人具有不少优势：他们与旧时代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大国没有联系，他们承诺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人间天堂……而且会很快。他们（尤其是中国人）还拿出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把那些对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转变成严重威胁这些政府的种种机制。


西方大国（尤其是作为其领袖的美国）开始反击时，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共产主义代表的是光明、灿烂的未来。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声名狼藉的过去。民主国家在进行心理战方面尤其缺乏手段。不同的国家为了适应其自身文化要求和传统所采取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法制，仍然是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愿望。西方国家没有能够做好宣传这一真理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为其他人指明了道路：失望和不满可以转化为不同意见和不同政见。不同政见可能转化为颠覆活动和恐怖活动。而颠覆和恐怖活动又能转化为活跃的叛乱活动。叛乱活动可以转变为游击战争。到了一定的时候，游击战争就会转变为常规的军事行动——但只有在游击队员完全相信最后结果将对他们有利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巧妙地利用了统治阶级制度上的弱点。其目的不是直接发生冲突，而是让这个制度内部发生腐败。他们派出人员去腐化或“转变”那些政客们。另外还派出一部分人去接管工会、学生团体、农民团体。他们渗透到媒体、军队和警察之中——所有这些人都起着宣传和颠覆的作用。


革命者并不指望经过一次或者几次斗争就可以摧毁一个制度。然而经济、政治、心理和物质方面的任何弱点都可能摧毁一个制度。实际上，一个制度最致命的弱点往往是心理上的——意志。瓦解敌人继续斗争的意志，从来就是地下斗争的主要目的。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几年甚至几十年，从事颠覆的领导人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


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每一个阶段都是建立在先前阶段的基础上的，即使出现新的阶段，每个阶段依然处于积极活动的状态。与此同时，搞颠覆活动的地下组织具有复杂的细胞状组织结构，它的各个成员和各个阶段都能受到保护，不至于被发现。即使砍断它一个手指，它的躯体依然存在，还会长出新的手指。


另外一点说得也很有道理：他们的所有成员都依靠近乎完美的情报工作，而从总体上说，他们都做到了。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人民知道的他们都知道。


最后一点也很有道理：那些比较活跃的阶段几乎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支持——供应、情报、财源和兵源。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支持往往要冒极大的风险，花极大的代价。统治机构——例如在被占领的法国，那些德国人的机构——会寻找还击的机会，或者是寻找各种传递强硬信号的方法。他们发出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激发起暴力——从心理上来说，这对革命有利。


当然，革命者要经受得起这样的攻击，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充分的信心，并得到人民的鼓励。


这就产生了毛泽东著名的鱼水关系的说法。人民是大海；革命者是鱼。大海不仅使鱼得以生存，而且还保护他们免受伤害。革命者只有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才会露面。否则他们便会回到大海、大山或者丛林之中。


当然，革命者几乎都能得到一个或者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支持。这是一种代理人的战争。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愿意为那些出价最高的或者在当时情况下最方便的人提供服务，这是屡见不鲜的。


这就是肯尼迪总统所说的新型战争。它变换过许多名称：革命、人民战争、半地下战争、多维度战争、缓慢燃烧的战争、暗影中的战争。这些名称都很有用，它们描述的是这种斗争的某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突出它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就说明了一个严酷而又基本的事实：过去的作战方式几乎已经行不通了。你不能就这样把一支骑兵或者一支装甲部队派过去。你可以用轰炸的方式使一个国家的人回到石器时代，然而他们的孩子们将会从洞穴里走出来，投掷石块，然后再回到洞里隐藏起来。


敌人在哪里？我们实际上是在和什么人作战？我们占领了一块地方，是不是就得到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


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肯尼迪总统说得对：需要一支新型的作战部队。这支部队应当彻头彻尾地了解游击队——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作战，怎样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班克-福尔克曼-麦克卢尔的特种部队到那儿去不会有问题，可是仅仅具有在敌后从事破坏活动或者追击游击队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对早期的特种部队而言，游击队员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朋友。当游击队变成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重新定向的工作。这并不是什么难度很大的转向，但是我们的态度要改变，我们要学习新的技能。


其一，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铲除游击队，除非你了解孵化和支持他们的地下机制——从事颠覆、恐怖、支持和情报工作的那张巨大而无形的网——然后才能攻击他们。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而同时又不完全清除美国想保留和提倡的自由，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到别人的家里，替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摆放整齐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主权国家把内部颠覆看成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很少让外国人触及支持颠覆的那个机制。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国家的政府本身就已病入膏肓。革命者所提出的治疗办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可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这就是说，如果美国特种部队想在反游击战中发挥好的作用，就必须走好一根又细又险的钢丝。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指挥官和政府的指示，以谨慎、灵活的办法应对当地的政府，同时应当与当地人民建立起比较深厚的关系。


比尔?亚伯勒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这种非常敏感的心理和政治环境，特种部队的标准远非只是游击战专长和技能方面的要求。个人的人格变得极端重要——判断力、成熟、自律以及与那些文化上完全不同于美国人的人协调工作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军人才能有效地作战？


首先——这种情况与1961年时完全一样——他的思维方式应当不同于普通军人的思维方式。特种部队的军人像所有其他军人一样，也是按一条指挥链行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不能随时与他们的上级取得直接联系，甚至无法进行定期的联系。这就意味着，有时候他们必须单独行动，也就是说他们难免要自己作出决定——虽然希望他们的决定是在对上级和国家的意图有清晰的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他们不仅要极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会遇到死亡的威胁。他们也会影响到指挥链上的各级指挥员直至总统对政策的制定。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只有特种部队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是实际技能问题——特种部队的军人也许要学会接生、拔牙，或者要会设计桥梁并监督其施工的本领。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心理问题——特种部队的军人需要进行劝说、诱导，或者利用一个不很友好的当地领导人去做一些可能符合美国利益、但显然不符合他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两种问题都是难以预料的、复杂的、没有现成答案的，而且也无法确保会得到上级的帮助。


除此以外，特种部队的军人不能把自己个人的战术、技术、能力和思想集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反复操练过的军事技能。对他们所灌输的以及期待他们去做的，就是要善于思考。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使之符合他们这个团队的利益，而且要使之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他们要能够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出这些问题，并且能够处理这些问题。


这些军人之所以被称之为“特种”，部分原因就是，可以信赖他们去作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比尔?亚伯勒获得总统的授权来培养这些军人，他还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必须接管“老的”特种部队，并把他们造就成“新的”特种部队——并不是所有“老的”都希望变成“新的”。他必须把这支规模比较小、人员有限的部队发展成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还要招募最优秀的人员。这就意味着要把陆军部队中最优秀的、别人不愿意放的人“挖过来”（他有权挑选，不过会招致很多不满）。他必须剔除那些不够标准的，对那些经过挑选和考验而留下的人进行高标准的教育和训练，然后由他对这些人单独地或者集体地进行荣誉和自尊的教育。同时，他还要研究敌人的特点，让其他人也学会与这样的敌人作战的方法。他还要进行深入研究——很少有（即使有的话）哪个军事组织的研究达到他这样的深度。他还要找到一些方法，让特种部队不仅学到这些思想，而且能在他们流血流汗的实践中运用这些思想。随后，他还必须向陆军“老大”以及美国民众进一步推销他这支一直处于比较脆弱、易受伤害地位的特种部队。


一种新型的战斗部队


比尔?亚伯勒面临着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他首先必须“清理房间”——包括提高门槛。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种部队之后不久，亚伯勒逐渐意识到特种部队的原有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达不到他的新型作战部队的标准。这些人都很厉害——有翻江倒海的本领。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军人，可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比较敏感的形势下，他不能指望他们个个都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亚伯勒说：“在绿色贝雷帽部队中，我特别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击队员’，也就是老式突击队中的那种人。坦率地说，在特种部队中这样的人还不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曾经和突击队并肩战斗，我了解他们，也很钦佩他们的优点：他们是勇敢的‘放血者’。他们是作战的机器。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接受任何人的规劝。对于我们所说的比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他们几乎从不放在心上。如果这些事符合当时的情形，那行。如果不是这样，也行。他们去那里就是打打杀杀的。不论你放手让那些突击队或别动队队员去干什么，他们都会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我在陆军中的一些同事在陆军部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依然把特种部队看成某种突击队。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清除那么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们后来为什么在资格课程中有那么高的淘汰率。他们无法理解在判断力问题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认识人性问题上的淘汰率。……一个不愿和山民一起卧倒在地，向他作[武器]瞄准示范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由于高淘汰率问题，我们不断受到指责。但是只要我决意处理的事，我们就寸步不让。我会坚持对从那个大锅炉、那个体制中出来的每个人提出最起码的要求。”


有些老特种部队的人无论是在岗还是不在岗，都很厉害——这就给亚伯勒增添了更多的麻烦。


由于特种部队的编制有限，提衔晋职都很困难。优秀的军官在可能的情况下往往都不愿意被分配到特种部队来。那时，特种部队对军官的训练水平也比较低：例如校官就可以免修资格课程，而且常常是这样。


由于种种原因，特种部队的优秀士官的前途比较光明，所以士官的质量就比较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二战和/或朝鲜战争的老兵，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许多人都负过伤），亚伯勒在训练新来者的时候，想充分利用这些士官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权很大似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与比他们年轻的士兵一起行动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不少野性。


对他们必须加以管束。


不过，更大的问题还是军官问题。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很多军官都把分配到特种部队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栖息，是一个有男子乐趣的地方——酗酒、胡闹、搞女人、勾搭别人的妻子。


这些现象必须制止。


在到任初期，亚伯勒把他的军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军官——带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对他们不会温良恭俭让的。


这就是令人难忘的亚伯勒“林中训话”。


“只要由我来负责特种部队，”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的规矩就要变。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闹，不准通奸。不能有调皮捣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从现在起，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变通。我们要有道德标准，纪律标准，仪表标准。


“第二，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资格课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么军衔。


“第三，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军衔的人。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话跟你们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后，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你们可以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们也可以到我办公室提出调动到其他单位的要求。否则，你们就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如果你们还想留在这支部队的话。”


那些最差劲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亚伯勒着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开始觉得有了奔头。如果你到了特种部队，能够干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


所以特种部队对那些有野性的、不称职的、守旧的人，已经不再是没有发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确表示，“对付叛乱”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后不久，对付叛乱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它们必须联系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各种资源——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一起打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学科和比较直接的军事功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在对付叛乱的恶劣实战环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种战争中心必须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


比尔?亚伯勒本人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他在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使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了解敌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知识和灵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寻找。


他首先去找了罗杰?希尔斯曼。在提出反游击战以及非正规战争的概念方面，希尔斯曼在国务院和白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尔斯曼到特种战争中心来过好几次，向亚伯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学员提供了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观点。


亚伯勒和他的参谋人员还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胜利。它指明了一条可行的反游击战理论——即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在向当地的游击队渗透的过程中不要心慈手软，然后把他们从人民中连根铲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和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虚假胜利。


向他提供经常性咨询的人还有一些专家，包括查尔斯?M?泰勒（二战中美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杰伊?扎沃德尼博士（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二战时与华沙的波兰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后来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正规战争和心理战方面的论著）以及其他几个有专长的人。


五角大楼的一些人


他所咨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亚伯勒不怕使学生感到惊讶。他知道，按常规的思维是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例如，有左翼思想倾向的法国军人作家贝尔纳?福尔就经常应邀到特种战争学校非常规战争班去讲学。福尔的《没有欢乐的街道》被用作该校的教科书。那是一本经典的历史著作，写的是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那场战争。福尔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言辞犀利、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评论，常常在他的军人听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亚伯勒写道：“他有事实，有数据，有历史，还有个人体验。而学生方面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缺乏充分的资料，所以通常情绪比较低落。”


最后，福尔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鄙视，使得“五角大楼的一些人”对他在布拉格堡的频频出现表现出关注。亚伯勒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一个电话：“那个叫贝尔纳?福尔的法国人在特种战争学校是不受欢迎的人。”可是，当亚伯勒要求把这项命令落实成书面文字的时候，他们收回了这项要求，而福尔的出现就像催化剂一样，继续给学校里年轻的绿色贝雷帽们带来冲击。


关于非正规战争的另一个有争议的看法，则来自有传奇色彩的空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似乎是从间谍小说中跳出来的真实人物。实际上他的故事曾经鼓舞了好几位小说家；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和莱德勒与伯迪克创作的《丑陋的美国人》中的人物原型（他们的人物中还可以看见罗杰?希尔斯曼的影子）。虽然他的成就是有争议的——他在越南的行为值得怀疑——但却是真实的。在20世纪50年代，兰斯代尔被借调到中央情报局，而后被分配到菲律宾。他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对付菲律宾的共产党游击队（被称为“胡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兰斯代尔采取了好几种办法。首先，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影响，他推出了一个无疑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拉蒙?麦格赛赛麦格赛赛在二战期间是菲律宾吕宋岛游击队队长，战后曾任该国国防部长，进行了长期的反游击战。。有人争论说，麦格赛赛是菲律宾的华盛顿和林肯。他后来成为菲律宾总统，但是上任后不久就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第二，兰斯代尔后来被人们说成是在“黑色”心理战方面有超群才华的人——散布能够伤人的谣言。例如，他在农村散布谣言说，内心邪恶的人将成为当地吸血鬼的盘中餐。接着他让手下人把一个死胡克的血抽干，然后在脖子上戳洞，再把尸体仍到一条人来人往的路上。谣言不胫而走，说胡克是吸血鬼的美餐。第三点也是比尔?亚伯勒研究非正规战和政治战时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亚伯勒写道：“埃德?兰斯代尔使我认识到，我们所说的民事行为与正规军在民众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对菲律宾的游击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民众觉得，军队不是压迫者，穿军装的人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们热情地支持并帮助民众，那么政府肯定也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军人所做的好事证明了政府的仁慈、善意和诚信。


“在后来的研究中，”亚伯勒写道，“我发现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不是埃德?兰斯代尔……而是毛泽东。毛泽东是这种思想在当代最伟大的推动者。


“我研究了毛泽东最终把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作战行动。我发现，在开始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但是，当毛泽东沿长征的道路一路退却的时候，他领导的军队对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热爱，也非常尊重。所以老百姓和共产党军队的关系不是通常那种军民关系，老百姓不是躲避他们，而是欢迎他们。


“这样的行为要追溯到毛泽东的九项规定。他要求红军记住这些规定（它们甚至被谱成歌曲天天唱）。这些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将受到严厉惩处，也许被处死。”


这里有一个例子：


●不拿贫苦农民一针一线。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买东西要付钱。


●买卖公平。


●对老百姓有礼貌，尽可能帮助他们。


亚伯勒继续写道，这实际上意味着“军人所熟悉的战场上的那些普通规定已经用不上了。即使老百姓妨碍了军队，也不能把他们赶走。鼓励军人把自己的最后一份口粮与农民共享。如果下了一块门板睡觉（这是中国的一种习惯），那么部队在离开之前要把门板还回去。一个最佳的阵地也许就在一个墓穴上。即便如此，红军也会尊重老百姓，把枪架到其他地方。


“结果，红军的力量壮大了，蒋介石的部队越来越不得人心。”


亚伯勒研究了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长征等人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杰出领导人，著名的游击战术理论家。武元甲是越南杰出的军事与政府领导人，熟悉游击战，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长征是越南的政治领导人，曾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国会常委委员会主席。，对多维战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国防部那帮人”并不鼓励这样的研究。）亚伯勒的研究表明，他们的非正规战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时间对我们有利。时间将是我们最好的战略家。”——长征。


●各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


●努力把所有“小人物”都吸引到游击队方面来。


●通过不断地宣传和恐怖袭击削弱敌人的士气。


●在战术上有利于游击队时，不断对敌人的人员和敏感点实施攻击。


●避免与势均力敌或者占优势的敌人展开阵地战。


●只有在生死存亡或者掩护他人撤退时才打防御战。


●把敌人的供应系统当成自己的，让敌人运送存储军需物资，然后夺取之。


●不断努力把秘密武装变成正规武装，在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时间和情况下，把仗打到敌人的领地上。


有了这些研究作为指导，特种部队新的发展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


如果他们是为了教会一个受游击队威胁的国家的军队如何与当地游击队作战，那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仔细策划并执行军事的与非军事的行动，从而使这些军队能够赢得并继续得到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高度的纪律性，不仅绿色贝雷帽部队要这样，当地的武装部队也要这样。这样的纪律能够确保部队在政治敏感地区有高水平的行为和道德表现。


两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医务人员


虽然常规部队的军人通常并不关注处于战火中的老百姓，但是缺少这种关注往往会产生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附带结果，这种附带结果显然会给战场上的辉煌胜利造成负面影响。军事领导人必须认真调整自己的思维。在美国陆军中，特种部队是第一个正式接受这种课程教育并将其作为作战原则而付诸实践的部队。


没有过多久，贯彻执行美国版毛泽东“行为规范”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开始对生活在偏远地区、往往是丛林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小人物”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先前，这些人在整个军事行动计划中并不起多大作用。这些“小人物”往往对在他们中间的外国军人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些军人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军事技术，他们很快就得到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和信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仰慕和友谊。


绿色贝雷帽部队关注其他军人很少关注的各种小事情。例如，他们帮助某个村民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打井，改善了他的供水状况。他们和他并肩劳动，建起一座小木桥，这样他到那块原始的土地上干活时，就不必再在沼泽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半英里了。他们教会他如何挖灌溉渠。他们给他种子，这些种子长出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好蔬菜。最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也最令人感到温暖的是，他们是把这个村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他们可以用当地语言与他交谈——也许不够流利，但是用于交流已经足够。他们和村里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和村民们同餐共饮，晚上和他们一起围坐在火堆旁，和他们交谈，住在和他们一样的农舍里。


一旦他们之间建立起友谊之后，保卫村庄的军事任务就开始了。绿色贝雷帽部队规划了村子的防御工事轮廓，村民们把一根根尖桩埋在地上，尖头对着通向村子的道路。在绿色贝雷帽的帮助下，他们在村子里挖了防护掩体。他们还建立了报警系统，所使用的是旧轮胎的轮毂和空炮弹壳，遇到情况就发出警报。在这段时间里，绿色贝雷帽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在遇到袭击的时候，他们就与村民们并肩战斗。


绿色贝雷帽A级小分队都具有一些医学专长——有两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医务人员，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小分队其他8个人也学了不少医疗技术。


学习这种专长和特种部队原先的使命有关，那就是组织和训练游击队以及地下武装。在刚开始的时候，游击队简直不堪一击。在他们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必须隐藏在茂密的丛林、大片的沼泽和崇山峻岭这些难以到达的地区。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来往往就是一种胜利。如果某个游击队员生了病或者负了伤，那他是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外来援助的。


绿色贝雷帽的医疗技能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医务兵可以提供医疗知识，以确保游击队员的战斗力。


这些技能在那些和游击队基地几乎同样与世隔绝的乡村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也是产生友谊和信任的原因。对村民们来说，看牙病，作产前检查，服用抗菌素，接受预防接种，学习营养和疾病防护知识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为完成这些任务所进行的训练是强化的、高难度的，而且是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他们让从国外完成任务归来的绿色贝雷帽提供充分的信息，并让他们帮助培训前去接替他们的人。此外他们还建立起一些模拟的村庄，连细节方面都很像。为了完成任务，绿色贝雷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的生活就像在实地一样，包括吃饭、住宿、作业、语言以及其他的一切。


为了有助于训练，亚伯勒还在布拉格堡建了部分模拟越南游击队居住的村庄，从使用的器具、饲养的家畜和逃离用的通道，应有尽有。亚伯勒后来去越南的时候发现，在越南人的步兵训练中心有一个模拟村庄就模仿了他的模型。他感到很有趣，也感到很欣慰。


比尔?亚伯勒不仅非常关注特种部队的强化准备工作，还非常关注诸如服装、急救包和应急口粮在内的（陆军）专用装备。可以预计，那些陆军中的“大人物”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感到很棘手。


比尔?亚伯勒回忆了下面一段往事：


我一直认为特种兵的装备主要是为了保存自己，这和武器没有多大关系。士兵的健康很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尽量做到让他得到最好的着装、战地急救包和应急口粮。实际上，我认为如果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国人和使用较差武器的当地武装在一起的时候，它自身的可信度就受到了损害。例如我就不相信特种部队应当配备M16；特种部队士兵更需要生存的武器。即便他在特定条件下没有适当的武器，他还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者临时制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拉格堡的训练体系中就包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武器。一个特种部队的军人应当熟悉所有这些武器并能组装、使用它们。


我认为特种部队士兵不是一个直接作战的工具。我认为他是一个催化剂，他可以把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担当起领导任务，他所携带的武器是第二位的。


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个人装备和特种服装，虽然后勤供应部门和其他一些人对这些东西没有好感，认为这些观点太理想化，认为在陆军中最基本的东西是给予士兵一件精良的武器、充足的弹药、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鞋子，以及必要的运输手段。


1961年，我到马萨诸塞州内蒂克的后勤仓库，看看有没有可供我们去东南亚的人员使用的热带装备。我去了之后大吃一惊。他们没有任何适用于丛林作战的装备。二战中在丛林和热带地区作战的经验已被丢得一干二净了。


我在后勤博物馆发现了他们所说的“热带迷彩服”。可是这些服装的设计思路和淘粪工的工作服如出一辙，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衬衣有两个上口袋，但没有下口袋。裤子上只有一般的口袋，没有可以携带大件东西的口袋。不过衣服的面料还可以。面料织得非常细密，穿上能够防止蚊虫的叮咬。


于是我说：“好吧，我们来看看。面料不错。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我接着又说：“给我送一件去，我们进行一些修改，看看能不能把它改得比较适合作战用。”所以我就带了几件他们所说的“热带迷彩服”，在裤子上加了可以放大东西的口袋，在衬衣上加了两只带褶的大口袋。我把胸前的两只袋改成了斜向的，以利于在穿上伪装网的情况下方便手的进出，戴上肩章，在腰部扣上搭襻以便把上衣束紧。衣服袖子设计得比较宽大，在没有蚊虫或者天气允许的时候，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绿色贝雷帽成为暴发户


在我们的帮助下，军需部门逐步改出了在越南使用的丛林作战服——尽管他们根本就没有承认有必要进行修改。


可是真正做起来却很难。仅仅有关发放丛林作战服的文件就重达好几磅。在第一批服装发放的时候，就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只有在战场上穿，而且只能是特种部队穿。


当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在结束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却又恰到好处地说，美国军队非常幸运，因为在美国最终向越南派遣大批部队的时候，我们为特种部队设计的丛林作战服已经得到了普遍使用。


就在比尔?亚伯勒培养造就新型军人的时候，陆军老大还在继续走传统的道路，对这个怪人在北卡罗来纳州所做的事投以非常冷淡的目光，尽管这支部队得到了总统的青睐，得到了相当多的资金（“他们所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军队历来是以零和的方式运作的），而且他还有权从最好的部队挑选最优秀的士兵——尤其是其中最优秀的士官——“把他们从陆军中挖走，”这是一位四星上将所说的。


将军们开始窃窃私语，对绿色贝雷帽成为暴发户，对它成为亚伯勒的“私人部队”表示不满。他们的话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多数人还是对经过试验证明有效的东西表示赞同。“在布拉格堡他们让当兵的吃老挝人吃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打胜仗要靠火力，不是靠令人讨厌的食物。”有些话说得更明白：“他们在那儿自行其是。他们不遵守规章制度。他们搞自己的一套，不按军队的规定来搞。”


有些指责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亚伯勒实际上从来没有违反规章制度，可是他却在任意曲解；只要规章制度上有空子可钻，他就钻。如果对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的解释，他就钻不了空子了。


他在作辩解的时候，从来不说假话。在不得不临时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在钻制度的空子。实际上，很难想象怎样才能建立起规章制度所没有预见到的组织。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不久，反对意见达到了高潮。常规思想根深蒂固的现任陆军参谋长H?K?约翰逊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担任驻南越大使之后，陆军参谋长的职务由他接任）就是对这种新型军人很不理解的将军之一。他对亚伯勒的所作所为深感不安，认为他走得太远了。


约翰逊的解决办法是：他必须让比尔?亚伯勒知道是谁说了算。在亚伯勒和总统之间还隔了陆军中的好几层呢。他认为亚伯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其实，约翰逊是个正直、诚信的人，也是个英雄。在二战中他曾经被日本人俘虏过。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先去看了亚伯勒的部队的操练——他离开的时候印象很深。“我跟你说吧，”他对一位将军朋友说，“他组织了一支很棒的部队。”


即使如此，亚伯勒还是得离开。毕竟他已经干了4年，到了该换个地方的时候了。


当时，亚伯勒已经晋升为两星少将。他被派往韩国，作为联合国驻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高级成员。他在那里同朝鲜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打交道，他在特种部队的经验使他具备了相当的能力。这项工作不仅要谈判技巧，而且具有心理战和宣传方面的技能。许多观察家说，他是共产党方面在板门店所遇到的最强劲的谈判对手。


从韩国回来之后，他到了五角大楼，所干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陆军情报工作（他的正式头衔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助理参谋长）。后来（1966年）他被晋升为中将，负责在韩国的情报工作大队。1969年他前往夏威夷担任美国陆军太平洋战区参谋长和副总司令。1971年，他在部队服役36年之后退休。


在比尔?亚伯勒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时候，他的绿色贝雷帽部队不仅被派往东南亚执行任务，而且还活跃在世界其他几个地方。


他们应一些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邀请，从巴拿马的基地派出好几个小分队到了那些国家。例如，在哥伦比亚发生了长达10年的被称为“暴力”的反政府武装暴乱，造成了大约30万人的死亡。绿色贝雷帽部队和哥伦比亚保安部队的官员们一起研究，拿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以民事行为为基础，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医疗卫生和教育——以对付恐怖活动。虽然哥伦比亚还会受到恐怖之苦，但是反政府组织“暴力”的活动结束了。


在美国最北面的地方，绿色贝雷帽用极地的装备，靠狗拉的雪橇、雪地鼬鼠和飞机展开活动，给那里的人看病、看牙，并教会他们如何做计划。


有的绿色贝雷帽小分队在美国托管的太平洋岛屿上活动，修建道路、校舍和娱乐设施。有的在菲律宾活动。还有一些在埃塞俄比亚和刚果（后称扎伊尔，后来又改称刚果）。


1961年，当比尔?亚伯勒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时候，特种部队经历了4年的改革和极大的发展。他离开特种部队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少将。为了绿色贝雷帽部队，他和他的上司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但他的职业生涯还是挺顺利的。


在这4年的发展期间，有许多优秀的军人加入到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美国特种部队的行列。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卡尔?斯廷纳上尉。下面该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了。

第四部分：乡下人卡尔


占地100英亩的农场


卡尔?斯廷纳是在农场里长大的。那是一个占地100英亩的农场，离田纳西州北方小镇拉福利特8英里。在20世纪30和40年代，那里的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城里的主要道路是柏油路面，其余都是土路和石子路面。那里的人偶尔也进城，但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的商店里买东西。有汽车的人家很少，电力供应也很稀缺。到1948年，斯廷纳家的农场才通了电。人们创造自己的娱乐方式。对男孩子们来说，主要的娱乐方式是户外活动——到附近的坎伯兰山里去狩猎或者徒步旅行。或者到诺里斯湖——1936年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兴建的大型项目——去游泳或者钓鱼。


那里的人们信仰上帝，也热爱乡村生活。到了星期天，大家都去（多半是）浸礼会教堂做礼拜。每个青壮年男子都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在拉福利特镇和与之毗邻的肯塔基州的米德尔斯伯勒之间，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斯廷纳清楚地记得，二战时期才六七岁的他从田野上望去，看见年纪大的男青年走到公路上，乘汽车去拉福利特的征兵中心的情景。无论他们是被征兵去的还是自愿去的，反正他们都去了。后来他以崇敬的心情听那些回乡的男孩子（都已长成了大人）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那些可怕、难受、痛苦但却很有意思的事情，讲述他们在刚刚解放的城市中行进时的喜悦心情。即使一个10岁的小孩也能理解为什么要牺牲。


等他到了当兵的年龄，他懂得自己应当为国家作贡献，而且应当不亚于那些曾经作过贡献的人。①斯廷纳的家人和阿巴拉契亚农村的大多数人一样，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斯廷纳家族是1710年前后从德国移居美国的。这个家族有5个兄弟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后又迁徙到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1820年，亨利?斯廷纳为了寻找土地，来到田纳西州东部。在鲍威尔河流域一个叫大本德的地方，他找到了所要的土地。那条河两岸土地肥沃，森林里常有鹿出没，河里有许多肥美的鱼，附近只有4户人家。亨利购买了1000英亩土地，然后返回北卡罗来纳把家人接了过来。和他们一起来到鲍威尔河谷的还有另外几户人家。到1889年，他们定居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家商店、一家蒸汽机锯木厂以及一家磨坊。那儿的居民已经有了27户，总共有100多个孩子，还有35条狗和65匹马。


到了1936年，由于诺里斯湖的水位上涨，鲍威尔河大本德的居民都搬迁了。埃米特?斯廷纳和他的家人都被迫搬迁。埃米特是卡尔的父亲。


卡尔?斯廷纳记忆中的家是这样的：


从1936年起，我父亲就参与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诺里斯大坝以及该局在30和40年代修建其他水坝的工作。他是一名打眼放炮的工人。他的工作就是钻孔，装炸药，炸掉岩石，为水坝打牢基础，开凿泄洪道。到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这就意味着他没有被征兵，而是被送去修建橡树岭核电站（离拉福利特仅几英里）。


由于他自身的背景，他的有些军中朋友就称他“乡下人卡尔”——这是一个善意的诨名，丝毫没有嘲弄的含义。斯廷纳对自己的出身特别满意，任何一个错误地把他看成乡巴佬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因此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在不建造水坝和核电站的日子里，我父亲就种地。战争期间，橡树岭核电站是优先发展项目。


那座核电站是1942年动工的（但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制造出原子弹之前，它的存在一直没有正式对外公布）。那是一个重大工程，保安措施非常严密。这个设施的四周是高高的菱形格铁丝网，有骑马的武装保安人员在四周巡逻。要求建筑工人像军人住军营一样住在工厂的大楼里（他们在那里常常是一个星期干7天活）。偶尔我父亲也可以在周末抽空回一趟家。他走了之后，我母亲凯西?斯廷纳就掌管这个农场并照顾这个家。


我是5个孩子中的老大——还有3个弟弟和1个妹妹。我的爷爷、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干活很卖力。把租用的土地算在内，我们耕种的土地总共大约200英亩。除了种植烟草和谷物，我们还养了一些牲口——当时还没有拖拉机。马和骡子是用来干活的。男孩子到6岁时就下地干活了；农忙季节（我们都在上学）我们总是起早摸黑地干活，只要是好天，一个星期要干6天活。即使下雨，也有事可干，像堆干草或者给牲口磨饲料什么的。


干活很辛苦，但是我们的生活还不算艰难。星期天不干活，就可以上教堂，找朋友玩，或者自己玩耍。由于每家只有一辆汽车，所以很少用它出去玩。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在我们农场。星期天下午，15到20个男孩子聚在一起打球或者练习拳击。


男孩子们都喜欢到我们家农场来，因为它的位置居中，土地平整，适宜于球类活动。如果我们决定进行牛仔竞技，农场上有的是牛（不过我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玩这个，因为他不喜欢别人胡乱摆弄牲口）。有时候到了下午，我们会分成两拨，在谷仓里用玉米棒子打仗。这种仗有时候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脑袋上被湿玉米棒子砸一下，那确实会成为难忘的体验。


在山里玩也有许多乐趣（现在人们称之为徒步旅行，我们当时称之为爬山）。山里有洞穴，有瀑布，还有壮观的景色；随时都有可能看见铜斑蛇，那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挑战。附近的诺里斯湖总是诱惑我们去游泳、划船或者钓鱼。那是一个深藏在大山里的秀丽湖泊，形状窄窄的，湖水很深，水面很大——周长800多英里，有许多瓶瓶罐罐的东西和树枝都流进了岸边的低洼处。我们去钓鱼的时候，一般都选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夜里，先点上一堆篝火，然后坐在那里一直钓到天亮。在适当的季节我们还去狩猎。


所做的一切都带冒险性


我父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总是带着两只很能干的猎鸟犬。等我年纪稍大，知道猎枪的用处之后，我就想和他一起去打猎了。我开始帮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他就开始带我去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已经长大，扛得动枪或者能射击了。但是，我可以钻进灌木丛或者鸟巢，把鸟儿赶出来。我还可以向他学习安全用枪的知识以及其他打猎的技巧。


13岁那年，他第一次让我打猎枪。只有一发子弹，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目标，后来还是一条狗示意了目标的方向。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打到那只鸟，而且不会在其他方面出危险。如果我打不着，父亲还来得及补上一枪。


等我年纪稍大，学会了他认为我应当知道的狩猎技能，他就让我一个人去打猎了。上中学的时候，每到感恩节那一天，无论下雨不下雨，我和我的一帮朋友都要出去打鹌鹑（为了安全起见，每次最多去4个人）。我们一去就是一整天，中间也不吃饭。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的妈妈都会端出一只大火鸡。


年轻真是了不起。我们发现所做的一切都带冒险性。如果不带，我们还要弄出一点来。我们出去找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干，而且无论干什么——包括干繁重的农活——都要学会看它好的方面和它的目的。这就意味着不会感到厌烦和沮丧。


我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从中得到很多满足。这种心情一直伴随着我。我到现在还住在乡村，种种地。我想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上大学以后就离开了农场，而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那里。我必须回到家乡，尽可能地为家乡作一点贡献，因为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在那样一个家庭里成长是很幸运的——那是一个注重纪律、关爱、尊重和有原则的家庭。


毫无疑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很坚强——就像他曾经浇灌过的混凝土一样——但是又很正直，他希望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努力。他还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要求自己的子女要有原则。但他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人。他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成为（就像过去陆军征兵广告词上所说的）“尽其所能的人”。他要是当了兵，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士长。


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值得一提，因为我一直把它们放在心里，而且一直在努力实践这些原则：


●要尊重别人，除非他们使你有理由不尊重他们。


●不要与伤害羊的狗为伍，除非你愿意承担和它们一起被抓住的后果。


●任何值得做的事都要做好。任何好东西都是经过艰苦劳动得来的。


●有多大的能力就要发挥多大的能力。


●你必须为那些在你手下工作的人作出榜样。你不愿做的事，也不要要求他们去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比他的雇工干得多。）


●不要只看到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要靠自己努力。


我父亲从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从来没想让我们继承他的衣钵，一辈子弯着腰在艰苦的建筑工地上或农田里无休止地干活。他知道教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虽然他自己只上到八年级）。随着我们不断长大，他和母亲也不断督促我们要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你们总不想一辈子就干我现在干的事吧？”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不可能永远直着腰。那样你们将永远不可能向孩子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而使他们能支持自己的家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母亲把我送到大学门口时的嘱托（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学。如果我没有被录取，我是永远去不了那个地方的）。他说：“孩子，好好学习，学不好就不要回家。”


他的忠告结出了成果。在他的孩子中，除了一个人之外，都上了大学，拿了学位。大多数又继续在大学深造。我大弟汤姆在部队服役29年，退休时是个上校。6年前他被选为县行政长官。我的二弟格伦41岁时去世。我的三弟埃莫勒是伯灵顿工业集团的一名管理人员。我妹妹琼年龄最小，现在是一名注册护士。


当年促使我们上大学的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战前，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田纳西州乡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没有想到要上大学。可是战后有了美国大兵法案——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律师和其他职业人士带着他们的专业技能回到田纳西州东部社区。这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长远的利益。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仍然可以利用从陆军和其他兵种获得的技术技能以及培训机会，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如电工、机修工和管道工等。


我们惊讶地发现，所有这些技能和专业知识使我们的社区得到了发展。这些课程我们自己学起来也不难。我的目标是高中毕业后直接去上大学。我向两三所大学提出了申请，他们都录取了我。


当年，中学里并没有咨询老师来指导我们，不管怎么说，除了农业之外，其他我都不大懂。与此同时，我强烈地意识到，大学毕业之后我有责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毕业后最好当一名军官）。由于这些原因，我决定去田纳西工艺专科学院，简称田专。在我申请的3个学院中，只有它同意向我提供农业学学位和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这所学院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以北82英里处的库克维尔。


虽然学院只提供了陆军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其他军种去服役。我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那里出去当兵的人对我产生的影响，我是看见他们去当兵打仗的。另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我是和许多朋友一起在农村、在户外长大的。陆军的生活将是那种生活的继续。实际上，我对其他军种知之甚少也是一个原因。


1958年6月30日，也就是我毕业那一天，我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这是一个预备役军官的军衔（2年之后我被授予正规部队的军衔）。我母亲和两个弟弟前来参加了毕业典礼和授衔仪式，可是我们并没有时间庆祝，因为我必须当天就去作战部队报到。不到1小时，我就驱车驶向本宁堡（在佐治亚州西南，靠近哥伦布），而且一路上马不停蹄，为的是赶在午夜前报到，不至于犯“擅离职守”的错误。


大型军事基地


本宁堡是个大型军事基地，主要是步兵——被称为“步兵的摇篮”。那里有步兵学校、空降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基本的和高级的军官课程学校，此外还有军官预备生学校。许多战备部队都驻扎在那里。此外，刚从德国回来的第10山地师也在那里。我是作为见习排长被分配到那里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在一个固定距离的步枪靶场当“蹲坑”军官（不断地出靶和收靶），并负责一个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的靶场。每星期最少有两个下午，军官要给士官上普通教育课程，以帮助他们获得中学毕业文凭。


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部队——尽管开始时我的工作没有什么挑战性，我也没有担负多少责任。我喜欢部队的一切：部队里的人，部队的特定环境，训练，责任，以及靠自己的才干、能力和创造性来发展的机会。


经过大约6个月时间，我修完基础军官课程，接着就去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在18个月的时间里，我通过了所有训练。


基础课程是预备役军官训练课程的继续。我们掌握了更多的高级技能，以及领导能力、武器使用和确保我们能领导一个排作战的战术科目。例如，识图课程就比预备役军官训练时详细得多。我们学会了如何有效使用编配到排的各种武器。我们学会了巡逻以及排一级的战术、集中使用火力以及步兵如何利用装甲的问题。


在本宁堡学习初期，我的另一个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休。


本宁堡被称为步兵之家，而哥伦布则是众所周知的“丈母娘”，因为当地许多女孩子都嫁给了来到这个小镇、刚刚晋升的年轻少尉。结果我也是这样。


我大学毕业那天是个星期五，开车到达本宁堡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钟。我在师部签名报到，被分配到单身军官宿舍，并告诉我于星期一上午9点再去。


我从来没有来过本宁堡，还真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个周末。


第二天上午，我在找地方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吉姆?史密斯中尉。他也住在单身军官宿舍，而且知道一个吃早饭的好去处——问我有没有车（他的车撞坏了）。他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吃早饭，下午开车去军官俱乐部，他的女朋友以及她的一个朋友在等他，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好，所以下午我们就去了。他女朋友的朋友就是休。


吉姆?史密斯的女朋友安?斯科特在军官俱乐部的游泳池旁等我们。史密斯向她介绍了我之后，她指了指她的朋友休。她喊了喊正在游泳的休，让她过来。相互介绍之后，我们就安排了当天晚上的活动。“你们今天晚上就和我们一起去吃饭，怎么样？”吉姆向休和我发出邀请。


休长得很漂亮，个性开朗，讨人喜欢，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知道吉姆是想坐我的车。我想休也许会有点儿迟疑，可是他们站在那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让我们没法拒绝。休和我耸了耸肩，说可以，于是我们当晚就到本宁堡的巴顿屋去吃饭。


吃晚饭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休19岁，是伯纳姆货车服务公司总裁和副总裁的秘书，还在佐治亚州哥伦布中心参加夜校学习。原来她还是“佐治亚州航空预备役小姐”（显然，有人也像我一样认为她很漂亮）。


她家有5个姐妹和1个哥哥（情况正好跟我们家相反）。他哥哥是家里的老大，参加过二战，后来成为佐治亚州发电厂的线路工，不幸触电身亡。她父亲在比布织造公司（哥伦布的一家纺织厂）工作，她母亲操持家务。


我对她是一见钟情。我逐渐认识她家人之后，也很喜欢他们。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像我看待她那样看待我，不过我们开始了偶尔的约会。我还是继续干我的事，干一个少尉军官该干的事。


与此同时，我跟一个汽车修理站的老板成了好朋友。他叫柯比?史密斯，他有2辆经过改装的运牲口的车。虽然他并不亲自驾驶，可是他却让他的机修工参加这种车的赛车活动。我喜欢赛车，一到周末就和他们一起去，过了不久我就开起那种车来。通常我们是星期五晚上去佐治亚州的韦尔多斯塔，星期六晚上从那儿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然后到亚特兰大，进行星期天晚上的比赛，并赶在星期一早晨的起床号之前返回哥伦布。


我喜欢这样的赛车——它充满挑战、竞争、冒险和紧张感。我想我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军队分配给我的大多数任务都给了我类似的满足感。


我和休经过18个月的恋爱，于1959年8月订婚。3个月之后，我们在她家所在的教堂结了婚。那是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浸礼会波特纪念堂。我向休求婚之后，就不去参加赛车了。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你要么要赛车，要么要我，”她说道。“你自己作出选择。”很快我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回顾我们41年的婚姻生活，我觉得休是男人能找到的最佳终身伴侣——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对我最严厉的批评者。她是个模范母亲，培养了两个非常出色的女儿。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任职，她都精心照顾我们这个家，尽做妻子的责任。娶她为妻是我作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从飞机上跳伞


克兰西：完成基础科目之后，斯廷纳就去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接受培训。基础科目一结束，他就去了伞兵学校。他星期五从基础科目班毕业，星期六休息一天，星期天就去伞兵学校报到，星期一早晨便开始训练。


跳伞和突击队的训练非常艰苦。几乎没有多少人喜欢从飞机上往下跳。你随时都会遇到危险；降落伞并不是每次都能打开的；即使能正常打开，伞兵在着地的时候也可能摔成骨折。


当然，夏季在沼泽地上、冬季在大山里待上一两个星期也不是什么好滋味，几乎没法睡觉，没有食物的时候只能依靠野外生存技能。整个训练的紧张程度以及对体能的要求丝毫不亚于实战。突击队员的训练则把一个军人推向了心理与体能的极限。


另一方面，成功地通过这些艰苦训练的军人，有资格感到自豪。优秀的军人往往都是来自空降兵和突击队：空降兵部队和突击队被认为是精锐部队。


特种作战有关的任务和挑战


尽管如此，在60年代，每个军官都必须到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学习。即将分配到作战部队去的军官，无论是去步兵、装甲兵还是炮兵，都必须上这两所学校。军队希望每个军官都是多面手。军官仅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效服务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具有指挥部队作战所必要的各种技能，也需要由此而带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即使对那些不在作战部队的军官，如军需、弹药和通信军官，也应当能够处理与特种作战有关的任务和挑战。


军官在到他所任职的部队去之前，至少必须在作战部队待2年，从基本的军官资格课程学起。对那些不在作战部队的军官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很难得的经历，对他们将来为战斗部队提供服务与支持都有极大的帮助。


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陆军的做法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军官数量不足，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兵种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充足的财力培训军官了；另一部分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军也与时俱进了。现在陆军也采用了企业管理的方法管理军队，大多数军人都是干专业的。40年前，技术部门之外的人被看成是什么地方都可派用场的通才。其理念是到了战场上，你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有一套基本的军官技能，能够在各种条件下带领好自己的人，那你就是一个较好的领导。


与40年前相比，如今陆军的战备状况和战斗力都已大大提高，但军官在作战部队的训练和体验方面缺乏连续性，这确实是一种损失。


伞兵学校的训练目标历来是：教会学员如何正确背负降落伞和其他设备，如何跳出飞机并安全地降落与着地。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警觉、信心，以及对跳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出自动反应的能力。


这个课程一般为4个星期，但是陆军正在进行试验，看是否可以把课程压缩，达到既节约训练时间和经费，又不影响效果的目的。所以，1958年的步兵少尉和中尉班就曾把课程压缩为3个星期。课程的教官都是经过挑选的士官，都是一流的伞兵——他们都是职业跳伞员，而且很厉害。


教学计划中规定地面作业、跳伞塔作业以及跳伞作业各1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强化的体能训练项目，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严格的个人检查，特别是在前2个星期。


每天训练开始前，都要接受黑帽子（空降兵的军官）在队列中的逐一检查。开始是1个小时活动量很大的体能训练：俯卧撑、下蹲跳、仰卧起坐、引体向上、深度弯膝、下蹲出腿，还要穿上作战皮靴跑3英里。黑帽子们在教警觉性时最拿手的就是大声喊叫：“预备！”这可能是冲着某个人喊，也可能是冲着整个小组的人喊。听见这句话的人必须立即单脚离开地面6英寸，摆好准备跳出飞机的正确姿势——下巴抵着胸口，小臂和手指伸出，好像在抓备用降落伞。肘部贴紧身体两侧，并开始数数。“一千、两千、三千、四千”，表示降落伞张开所需要的时间。一旦进入跳伞姿势，就必须屈膝，脚尖向下做上下跳动动作。如果反应慢了，而且 /或者动作做得不对，就会听见黑帽子喊“给我做20次，”或者按他们的要求做俯卧撑。


为了确保动作一致和思想警觉，黑帽子用来对付训练中的违规和错误——不管谁做错了——的拿手“武器”就是让你做俯卧撑或下蹲跳。无论是哪一天的训练，受训者都会发现自己多做了200次或者更多次的俯卧撑。


第一个星期，斯廷纳和其他人学习的是如何从不同方向落地（左前方、右前方、左侧、右侧、左后方、右后方）。开始的时候他们站在地面上铺着锯木屑的坑里向上跳起，然后根据口令朝不同方向倒下。他们在地面上掌握了这个技能——也许有100多次跳伞落地的动作——之后，就爬到离地面5英尺高、木头搭建的跳伞落地动作平台上。接着他们就从那儿再往下跳，直到熟练掌握各种落地动作为止。


每一次做跳伞落地动作时，各人都要想定一个“准备落地”的姿势——也就是说，要伸手抓住（假想的）降落伞前面的拉绳，双肘紧贴身体两侧，下巴贴近胸口，双膝微屈，双脚和双膝并拢，脚尖略向下指向地面。着地后要朝能给他最大缓冲的方向翻滚。


完成落地动作训练之后，他们就上升到“摆动落地动作训练器”上面去训练。那是一个环形框架，用一根钢缆悬挂在平台上方6英尺的地方。携带全副跳伞装具的学员把他的张伞绳钩在这个环形框架上，然后跳下平台，开始自由摆动。地面上的教官不仅控制学员的摆动幅度，还控制学员的着地时间和方式，而且往往是在学员处于最尴尬的位置时让他着地。这套装置最现实地模拟了实战条件下伞兵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大多数的伤情都发生在伞兵落地时，掌握这些动作对于学员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在第二个星期，他们登上一座高34英尺的跳伞塔，从上面往下跳可以大致体会从飞机上向下跳的情况，只是没有125节大风吹在身上的感觉。专家说，34英尺是制造最大恐惧的最理想高度。没有降落伞的人从这个高度掉下来也有可能不死。超过这个高度，一切都完了。


跳伞塔的顶部是一个模拟飞机机身的箱状结构。从这个“机身”里有一根大约150英尺长的钢缆呈一定角度向下延伸，然后被固定在离地面大约8英尺的地方。学员把自己的张伞绳钩在钢缆的滑轮上。听见“站到门口去”的命令后，学员就在门口取某种姿势站好。听到“走”的命名，他就起跳并冲出去，身体立即蜷缩并开始数数，这时候他下落的距离已经相当于张伞绳的长度——大约8英尺，可以感觉到缆绳的拉力（在实际跳伞过程中，等降落伞张开的时候，人已经下落了大约200—250英尺）。跳伞者感觉到这个拉力的时候，应当检查一下他（想象中）的伞盖，看它是否完全张开，断掉的悬伞绳不能超过4根，伞盖上不能有比头盔大的洞。他是通过与空中其他人的下落速度相比较来进行这项检查的。如果他比其他人的下降速度快，就要考虑打开备用伞。


可以进入下一轮训练


在下降过程中，跳伞者必须高度警惕，以避开其他伞兵，等他到了离地面50—100英尺的高度时，就要准备着陆。这时候他已经到达钢缆的另一端。到了那儿之后，一个黑帽子会对他作一番讲评，然后叫他上去再跳。一个受训学员至少要从那座34英尺高的跳伞塔上跳15—20次，才“可以进入下一轮训练”。


在第二个星期的最后2天，斯廷纳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250英尺的跳伞塔。学员背上一个特制的降落伞，把它连接到一个周长与真降落伞伞盖相同的圆环上。接着他被吊上从跳伞塔延伸出去的机械臂上。到顶之后，他的降落伞被打开，然后让他自由落向地面。他的落地很重，就像真的从一架飞机上跳伞落地一样。


第三个星期完全用来练习跳伞。训练内容包括模拟在飞机上的所有动作。担任跳伞长的黑帽子先让大家熟悉跳伞命令。这些命令包括：“20分钟”，意思是：“初步检查自己的装备；戴上头盔，等。”10分钟后的命令是“准备”，意思是：“解下座位安全带，准备站起来。”接下来的命令是“靠外侧的站起来”，意思是：“坐在靠近飞机舱壁的先站起来。”然后是“坐在中间的站起来”，意思是：“其他的人统统站起来。”接着一道命令是“挂钩”，意思是：“所有跳伞者都把挂钩夹挂上。”挂钩夹的一端是张伞绳，钩子挂在那根钢缆上。下一道命令是“检查装备”，意思是：“伞兵们检查各自的装备以及胸前的张伞绳。”接下来的命令是“检查完毕报告”。报告从待跳伞队伍的后边开始，最后那个人大声说“完毕”，然后拍拍前面人的屁股。这样，报告就从后逐一向前传。传到了最前面那个人时，他向跳伞长打个手势，报告说：“跳伞长，全部检查完毕。”在离开降落区还有1分钟的时候，装卸长（属于机组成员）打开跳伞门。跳伞长向外看看，证实我们确实在降落区上空，接着他向飞机后面看看，确信后面的飞机不低于他的伞兵即将进入的空域。当他确定可以安全跳伞的时候，就指着队伍最前面的伞兵下达命令：“站到门口！”那名伞兵慢慢地走到门口，摆出起跳姿势，等候绿灯闪亮。绿灯一亮，跳伞长就命令说：“走！”并在他的屁股上拍一下。那个人就跳了出去。每隔1分钟就有一个人跳出去。


每次跳伞都是同样的程序。今天，无论多有经验的空降部队，依然在沿用这个程序。


所有用于跳伞的飞机都是C119运输机（老式的双尾大型运输机）。斯廷纳说，那些人几乎到了“不用降落伞就想往下跳”的地步，“为的是不再在那个锯末坑里不断翻滚，也不必再整天做俯卧撑了”。


“第一次跳是最容易的，”斯廷纳继续说道。“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不过那股125节的狂风是我们大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在地面上，拿着牛角号的黑帽子们对那些动作做得不对的学员大声嚷嚷，对每个人的落地动作进行严格的讲评。


“那个星期我们跳了四次，都是白天跳的。第五次跳的时候是携带了装具，包括我们的负重设备和一支M1步枪。


“星期六是个重要的日子。毕业了！允许家里人和女朋友前去参加，并帮助把我们的银翼徽章戴起来。我们小组除了几个受伤的，其余的人都毕业了。能够佩戴伞兵的徽章，我们感到既自豪又与众不同。


“有人说他们喜欢从飞机上往下跳。也许是这样。但我不是。虽然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空降兵中度过的，跳伞多达189次，而且都是在夜间携带所有作战装备往下跳，可是我对从飞机上往下跳却从来没有任何狂热。然而，跳伞学校给了我自信，跳伞已经不再是我担心的事情。


“空降部队的独特性表现在他们具有的作战能力上——也就是所谓‘强行进入’。空降部队的任务与众不同，其特点不仅仅在于跳伞，而且也在于它的成员。”


沼泽地和山地


卡尔?斯廷纳于星期六从伞兵学校毕业，第二天早上就去突击队员学校报到了。那天下午，他和他的同伴们就领到了定向和绘图设备。星期一上午他们的训练就开始了。


突击队员学校有两个主要目的：培养小规模部队的领导人，训练他们处理作战中可能面临的任务和形势，并教会他们在敌人占领地区生存所需要的手段。在陆军中，对非特种作战部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对体能要求很高的学校。


虽然突击队员学校的训练一般是9个星期，斯廷纳在那里只待了8个星期——1958年10月至12月。（除了睡眠时间减少，其他任何时间都没有减少。）这个训练共分三阶段：2个星期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3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的奥克弗诺基沼泽地，还有3个星期在佐治亚州的达洛尼加山地。在过去这些年里，突击队员学校有了很大变化，目的是满足时代的需要和挑战。早在海湾战争之前很久，在得克萨斯州的布里斯堡的训练课程中增加了沙漠作战阶段。这个训练使参加“沙漠风暴行动”的年轻军官大为受益。


卡尔?斯廷纳接着说：


完成了在突击队员学校的学习之后，学员们对自己的能力和极限就可以了如指掌。他不仅掌握了小部队领导在实战中必须具备的各种技能，而且掌握了战场生存所必要的信心和各种技能。对于突击队员学校培训合格的军官或者士官，我历来都非常信任，让他们在战斗中或其他各种困难条件下去带领巡逻队，因为我知道他们具备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并且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带好”交给他指挥的人。


一种奢侈的享受


这些经验不仅仅适用于初级军官，而且还成为陆军检验各级军官实际能力并对他们进行岗位——尤其是指挥岗位——任命的基本依据。它们能使人们了解一个人的能力和极限，这是用其他方法做不到的。它们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信心，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是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实际中，这意味着你必须夜以继日地训练，几乎没有时间睡觉，你会感到筋疲力尽，你的胫骨可能会夹上夹板，你可能被拖垮，你可能在沼泽地，你可能在山地，你可能冷得够呛，你可能浑身湿透，你可能被冻伤或者体温变得很低，或者感觉热得够呛，渴得要命，你要学会野外生存，能吃的就吃。你要学会相互支撑。虽然要求每个人都掌握个人必需的技能，在所有野外行动中你通常总是以班、排为单位行动，你们必须相互帮助。从第一天起他们就给你分配了一个“突击队员伙伴”。换句话说，如果万一你的伙伴出现昏迷，你就应当去背他——或者进行昏迷急救。


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手软，也不能害怕。


本宁堡阶段


本宁堡阶段的基本目的是学习巡逻的基本方法：计划的要点、作战命令、选择主要路线与备用路线、集合地域、集结地点、交通线以及在目标地区的行动，尤其是预演的价值。要一遍又一遍演练，直到熟悉为止。


前两个星期集中进行负重体能训练——浪木操练、耐力长跑、徒手格斗、刺杀课程和越障碍课程。在这一阶段，还要进行一种新型的体能训练——“绳子足球”。我们在一个直径不超过60英尺、铺有锯木屑的球场上玩这种球。一个班被分成大约50人的两个队，面对面地摆出足球赛的架势，双方相隔3英尺。在两个队之间放一个用缆绳编织、重约50磅的球。这种比赛的目的是把球移动到对方的球场底线。任何办法都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对于不符合体育运动规则的动作没有犯规和处罚。为了取得胜利，可以用手去抓，去拉，可以爬到对方身上，可以采用你必须采用的任何办法。输了这场球的惩罚是做75—100个俯卧撑。


我们还进行大量有关使用绳子的训练——学习打各种不同的绳结，建造各种绳子桥——并进行大量爬绳运动。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学会爬绳的不同方法，二是增强上体的力量。


另一个重要的训练项目是先进的地面导航技术。军人应当是导航的专家——要能够在他们所不熟悉的地方找到他们要去的目标——要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迅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有了使导航变得很简单的全球定位系统——它们确实使我们有了极大的优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一个善于看图的军人手中的地图，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一个善于导航的军人手中的罗盘。即使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失了灵，如果你有了这些，你就有了能找出你自己的方位并确保行进方向所需要的一切。


对于小分队来说，有一个好的记程员也很重要，因为他可以准确地计算出你们已经走了多少路程。他的步幅都必须保持不变。他必须记住走了多少步。有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每走100步就从一个口袋里取出一粒小石子放进另一个口袋。还有个办法就是，每走100步就在绳子上打个结。当然办法很多，目的是相同的：你必须用一种办法确保在小分队遭到伏击时不至于把数过的数丢失（或者忘记）。


最后，我们学习了有关巡逻的所有基本技能：各种不同的巡逻（侦察、战斗、袭击、伏击等），对各种形式巡逻的安排，巡逻次序，巡逻路线，在危险地区行动以及到达目标之后的行动等方面。在本宁堡阶段，我们对巡逻技术进行了多次演练。


佛罗里达阶段


10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我们乘汽车离开本宁堡，前往埃格林空军基地的佛罗里达突击队营地。关于这次将近一天的旅行情况，我们几乎没有人能记得了，因为我们想尽可能地多睡点觉。


快到佛罗里达州州界的时候，一名突击队的干部把我们叫醒，使我们进入正常的思维状态。他对我们说了“总的形势”。他说：“美国正在打仗。我们作为一支接替部队，正进入一个神秘的国家”——我已经忘了它的名字。从这时候起，所有的一切都是对实战的战术模拟——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战术模拟。


我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目的地之后，居住条件非常艰苦——每个帐篷里住24个人，睡的是帆布小床，没有地板，有一个二战式的伙房、一个小兵器室、一个只有一名卫生兵的急救室。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担心。显然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很长时间（和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相比，这将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我们才到达半小时，就接到了战备命令，要我们在2小时之内准备外出执行第一次侦察巡逻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个可能的敌人导弹发射场进行侦察。我们一出发，就直接进入沼泽地齐腰深的水中。我们将在那里度过三天三夜。


原来这就是整个训练的标准模式——不断巡逻，不断袭击，不断伏击……总是潮湿和寒冷。人们通常以为佛罗里达州没有那么冷。可是，即使是在佛罗里达，如果在10月份你的身上总是湿漉漉的，可能也会感到冷。


在佛罗里达训练阶段，我们得到了有关在野外“生存”的特别指导：如何猎取和准备食物，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哪些野生植物和野莓可以吃，哪些不能吃），给我们的有鸡、兔、鳄鱼、负鼠、浣熊和蛇，我们必须把它们做成某一天的“美餐”。


我们学到了很多有关蛇的知识。沼泽地里到处都有蛇，特别是银环蛇和水生蝮蛇。有一天，某个干部弄来大概有一车蛇（无毒！）分发给我们（我们都坐在木头上）。开始的时候只拿一两条给我们，可是很快就是一捧一捧的给，一次多达6至8条。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蛇。


另一个挑战是信心课程——悬挂在黑糊糊的水面上方有一根高度达40英尺的绳子，我们要头朝下从绳子顶端往下爬，水面上不断发生着爆炸。我们爬到绳子上的某一段时，他们会命令我们跳进水里，游向大约100英尺以外的干地——水面上仍然在发生爆炸。


在这3个星期中，我们看见营地、帐篷和食堂的时间大约只有四五次。在其他时间，我们吃的都是由“游击队员”提供的食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在指定地点和指定时间与他们联系上——我们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拿到的往往是活鸡、活兔子，有时甚至是一只活山羊。


野外以及野外生活的挑战


我们也睡不好觉。我是被指定的“睡眠记录员”之一。这就意味着我要记录下自己能够获得的超过30分钟的睡眠时间。我记得，到第17天晚上，从我的记录上看，总共睡眠时间只有8小时10分钟。


我历来喜欢户外生活。我真的非常喜欢野外以及野外生活的挑战。所以，除了极端的不舒服——长时间的潮湿与寒冷以及睡眠的缺乏——我真的很喜欢佛罗里达阶段的训练。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真正的大沼泽地，特别是如此险恶、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奥克弗诺基沼泽。耶洛河从其中穿过。这条河水深流急，充满危险。你弄不好就会掉进去，尤其是夜里，而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也就是说，你可能正在沼泽地齐腰深的水里涉水前进，但却突然走进一条从水中穿过的水流湍急、深不可测的河里。确实非常危险！


当3个星期的训练结束时，我们大多数人依然恋恋不舍，期待下一阶段的训练。当然，有些人已被淘汰——由于态度问题，缺乏动力，体能不行或者其他原因；我们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只要看到一位学员背着自己的背包，站在离我们营地不远的七号跑道尽头，等待来自本宁堡的三天一班的飞机，你就知道有人被淘汰了。他独自站在那里等待飞机的到来。我真不敢想象这是多么的丢脸。至少对我来说会是这样。


山地阶段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结束了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次巡逻任务，简要汇报了执行巡逻任务的情况，然后开始擦拭武器和装备，并把它们交回营地保管。在食堂里饱餐了一顿之后，已近午夜时分，我们钻进睡袋——在干爽的地方——赶紧补一补觉。


大约星期天凌晨3时，那个突击队的干部跑进营地大声喊道：“10分钟后集合。带上所有的东西，准备出发。”


我们从睡袋里钻出来（我们是穿着迷彩服睡的），赶紧穿上一双干靴子，卷起睡袋（它是铺在小床上的），背起突击队员的网状装具（背包）在指定地点以连的队形集合。营地的指挥官（一名少校）在队伍前面宣布说：“敌人在行动地区北部取得了重大突破。”——佐治亚州北部——“命令你们立即出动，对那个作战地区实施紧急增援。”10分钟之后我们坐上公共汽车，向佐治亚州北部进发。


路上的情况下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因为我们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是我还记得大约在中午时分，车开进佐治亚州中部一家霍华德?约翰逊连锁汽车餐厅（毫无疑问这是事先安排的），这时候我们被告知“我们将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这是你们到达前线之前的最后一顿饭”。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我们这些脸涂伪装油彩、身穿迷彩服的人突然到达时，当地那些显然刚做完礼拜的人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不过，他们很快就认出了我们是些什么人，特别是那位陪伴我们的突击队中尉宣布说：“突击队员们，50分钟以后上车。”


我真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供这么多人吃饭是怎么做到的，可是餐馆的人做到了，而且我们都吃得很好。


回到车上以后，我们又继续睡觉。


大约在下午4时，公共汽车下了公路，开上一条通向森林的卵石路，在那里有几辆载重两吨半的卡车在等候。一位突击队上尉站在道路中央。我们下车后立即在他面前排好队。他说公共汽车再往前开就不安全了，因为这一地区出现了渗透进来的敌人小分队。我们不得不换乘卡车。他说卡车上还铺了沙袋，我们必须准备对付伏击。我们没有带武器，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每辆卡车上都有两名武装警卫。尽管我们随身都没有武器，但我们已多次演练过从卡车上或者车队里进行反伏击，所以知道怎么办。


我们向前走了最多5英里，就受到一个排“敌人”凭借工事进行的伏击。当然，用的都是炸药和空爆弹，但是他们确实把我们打得够呛。我们很快跳下车，进入路边的沟里。等硝烟散尽后，我们回到公路上集合，并被告知我们乘坐的卡车已被摧毁，剩下的那段路——大约还有5英里，而且是一路上坡——我们必须跑步前进。


在基地的营地（正好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饱餐了一顿晚饭——敞开肚皮吃。接着我们领到了武器和个人装备，整理睡觉的帐篷。就像在佛罗里达州一样，在未来的3个星期内我们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它们。


第二天早晨就开始了悬崖攀绳训练，担任教官的是一个叫斯廷奇科姆的军士长。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人在攀崖和绕绳下崖以及对绳索的使用方面超过他的。


首先我们学习在突击队一类的行动中如何打各种所需要的绳结。接着他教我们学习绕绳下悬崖，直到我们完全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首先在比较低的峭壁上（30—50英尺高）练习，然后到比较高的悬崖上（60—80英尺高）训练。最后要求我们把突击队的一个战友背在身上从悬崖上下来。


攀崖训练之后，在已经学到的一些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再学习如何适应山地生活，如地面导航、野外生存，以及战场生存。


虽然基本的地面导航技能仍然有用，可是在崎岖的山地上，计算行军距离的问题与平地相比就复杂得多，具有较大的挑战性。例如，你对自己的步幅就不容易把握了。


接下来学习的是野外生存能力。在山区的蛇和佛罗里达州的蛇就有很大的区别——不是水生蝮蛇和银环蛇，而是铜斑蛇和响尾蛇。在山区找不到沼泽地里的那些能食用的野生植物和野莓。


我们还学习了如何避免被敌人发现的技能。我们学了如何离开危险地区，例如道路和居民区（城镇、房屋等），以及如何通过危险地区（开阔地和道路）而不被发现。


我们也像在佛罗里达的时候一样，进行日夜巡逻。可是这里的崎岖地形以及有些巡逻队员的负重（如机关枪）就与在佛罗里达时不同，需要对巡逻路线进行更周密的计划，要为到达目的地留出较多的时间。


一次长距离的战斗巡逻


在整个突击队训练计划中，每一次巡逻都必须进行非常周密的计划和演练，以确保不出问题，而且每个学员都必须了解这项计划的各个细节。虽然巡逻队队长和助理队长是预先指定的，可是你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让你去当这个队长——往往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例如在交战过程中。突击队有一名干部（被称为随行评分员）随同巡逻队一起行动。这人往往是个少尉或者是个老资格的士官，有时候两者都是，这要取决于巡逻队的大小。他们的工作是评估每一位巡逻队队员的表现，在出现紧急情况或者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况时，他要在现场处理问题。


与此同时，在这个地方到处都有侵略者（坏人），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地形，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大多数民众进行合作，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信任这里的任何人。


12月初的天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最后一次巡逻将是一次长距离的战斗巡逻，要模拟“炸毁”离我们基地大约50—60英里的托科阿大坝。在我们出发之前，气象报告说将有恶劣天气——这就更有理由去执行这项任务了。


一天晚上，我们这支排级规模的巡逻队（大约40人）乘直升机到达位于托科阿河以南3英里、大坝上游30英里处的一个降落场。我们快速向那条河运动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气温迅速下降。由于天气很冷，巡逻队队长决定架设一座由3根绳索构成的桥，然后从上面过去，这样我们身上就不会弄湿。


虽然有些地方的水深已经到了脖子，而且水的流速很快，受命游泳过河的人还是带着绳子安全地涉水到达对岸。他把绳子系在一棵树上，然后返回来取两根稍细的、作扶手用的绳索。把这两根绳子拖到对岸之后，我们很快就把这3根绳子变成了绳桥，开始渡河。


大概有10个人成功到达对岸的时候，我们遭到了河对岸大约一个班敌人的伏击（毫无疑问，侵略者事先得知我们的渡河地点）。我们处于一个易受攻击的危险境地，几乎毫无保护自己的能力。


巡逻队队长能做的惟一比较安全的选择，就是命令大家后撤，尽快涉水回到对岸。


枪声不久就停了下来，可是这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浑身湿透。天下起了雪——真正的下雪。巡逻队开始重组，我们按照自己的路线前进。风刮大了，气温变得更低。将近午夜时，我们的衣服开始结冰。这时候突击队的随行评分员（一个参谋军士）告诉巡逻队队长，让部队开始跑步，以便尽可能减少体温下降——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过了1个来小时，积雪就有了大约4英寸深。有几个学员开始发冷，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伙伴。他倒在雪地上，哀求别人用工兵锹把他的脑袋打昏。他是一个体格强壮、很有主见的军官。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意。再说，我们也没有带这样的工具。


我想去背他，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这不可能，因为我已经背了一支0.3英寸口径的机枪。我不断拍打他，想使他恢复知觉。他终于慢慢苏醒，跪在地上。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巡逻队正在跑步离开我们。我知道我得想办法让他跑动起来，这样才不至于被队伍甩得太远。所以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他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嘴里嘟哝了几句，然后迈开了蹒跚的步履，最后终于开始跑起来。我让他跑在我前面，不断在后面戳他，直到天亮他才完全摆脱了寒冷。虽然他倒下了两三次，但我每次采用的同样方法奏了效。（那天晚上的事，他后来一点都记不得了。）


其他学员也有过类似的问题，他们的伙伴也采用了自己的办法不让他们停下来。


天亮后依然是大雪纷飞。天幕低垂到了树梢的高度。我们的大多数罗盘上都变得模模糊糊，无法看清。所幸的是，还有几个能用，所以我们才没有迷路。


我们在山里走了一整天，路没有走错。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地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巡逻队不得不把最强壮的人换到尖兵的位置上，让他们在前面开路。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应当到达会合地点，从游击队那里获得粮食。我们到达会合地点后，布设警戒，等了1个小时；可是游击队没有来，当然也就没有粮食了。


这时候，随行评分员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深入到敌人后方，而且天气这样恶劣，在大路上行走也许比较安全。他带我们走的那条路给了我们希望，显然自下大雪以来，那条路上还没有人走过。所以我们的行进速度可以快一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到了午夜，我自己也开始出现问题。我还没有失去知觉，因为我在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可是我举步维艰，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我只知道必须往前走，要和其他人在一起。我想大概有三四个小时，我就是处于这种恍恍惚惚的状态。


又到了天亮。我们离开那条大路，进入林中500码深处，以与公路平行的方向继续向前行进。夜色降临后，我们又回到那条路上。雪停了，但地面积雪已没过了膝盖。天非常冷——我想大概接近零度。从两天前出发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大家都已饥饿难耐。


到了夜里22时左右，我们来到一座农舍，听见了猪的声音。有人传过话来，问有谁会杀猪、剥皮。我说：“我会。”我走到前面。可是我看见那头猪大约重200磅，我知道我还需要帮手——还需要3个人。要有一个人捏住它的拱嘴，不让它尖叫。再要一人抓住它的耳朵，不让它的脑袋乱动。还有一个人要抓住它的尾巴，按住不动，以防止它扭动身躯，把我们都掀翻在猪栏里。


虽然巡逻队的其他人对杀猪毫无经验，可是大家都已饥肠辘辘，所以很快就凑合了3个志愿者。我给他们分配了任务（管拱嘴的、管耳朵的和管尾巴的），很快对他们的任务作了简要说明（我们必须同时动作），然后走进猪栏。我知道这将是一场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想吃，就必须完成这项任务。


与此同时，巡逻队队长着手在农舍四周布设警戒哨。


培养战斗力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翻越栏杆进入猪栏。我们在另一个猪圈外面转了转，发现里面有2只猪比我们先前选中的要大，于是就扑向我们的目标。这时候，负责耳朵的已经抓住了它的耳朵，可是负责拱嘴和尾巴的2个人都没有完成任务，于是那猪开始尖叫并扭动。我只好跳起来压在它身上，卡住它的喉咙。它跟我在猪粪上翻滚了几圈，过了一会儿，它就不动弹了。接下来我就把它开膛剖肚，大卸八块，为的是吃起来容易一些。


与此同时，闹哄哄的声音使那个农舍主人跑出来，站在大雪覆盖的门廊上，这时一挺机枪开了火（不是伤害他，而是引起他的注意）。他立即躺倒在地上，“连滚带爬地”回到屋里。我觉得杀了他的猪心里很不好受，可是后来我知道陆军和这家人订了一些协议，对于突击队员学校的学员从他们家拿来当作食物的东西全都如数付款。


我把那头猪切分之后，大家抓起自己的食物返回树林深处，开始生火烤肉。这是一顿美餐。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我们继续赶路。


第二天晚上22时左右，我们进入了离托科阿大坝大约1英里的攻击阵地。我们派出去侦察敌人阵地的巡逻小分队在午夜前后返回，他们报告说有一个燃起篝火的敌人阵地，在大坝以北大约100米的地方，离我们原计划的路线很近。出于这个原因，队长决定改变行动路线，并派出一支6人小分队压制敌人阵地（我是其中之一）。等巡逻队的其他人进入攻击大坝的阵地之后，我们就开始行动。


攻击时间定在凌晨5时。攻击之后，我们应当前往大约1英里之外的开阔地。早晨6时，直升飞机将把我们接出该地区。


突击队于凌晨3时左右出发，向攻击阵地运动——非常小心翼翼地运动。1个小时后，我们小组离开大家，向大坝北面的敌人阵地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那儿的火光，并看见路的另一侧靠近路沟的地方有两个侵略者的卫兵。他们处于一个拐弯处，他们背后有一道大约10英尺高的埂。我们越过公路，绕到他们背后，利用那道埂作掩护，匍匐前进了大约一两百码，直接来到他们头顶上方。


5时55分，无线电里传来消息说，巡逻队其他人已进入攻击阵地。我们有4个人随即从埂上跳下，直接落到那几个坏人的头上，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我们绑了起来，嘴也被堵上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听见巡逻队对大坝发动攻击的声音——不过没有激烈的交火，也许打了不到10发子弹。这听起来有点奇怪（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倾泻大量的火力），这是因为在爬上冰雪覆盖的陡峭斜坡时，我们把武器当长矛用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步枪枪管都被冰雪堵住，无法射击。


与此同时，我利用那些坏人生的火，背对着它站着。过了最多两分钟——已足够使我打个盹，我向后一仰摔倒在火堆上，火把我的作战服烧着了。幸亏是下了雪。不用说，我立刻醒过来，翻了个身，把身上的火扑灭——这时候，我的衣服背后已经被烧光了。


我没有多少时间来想这个问题。天很快就要亮了。我们必须赶在天亮之前到达直升飞机接我们的降落场。


我们开始跑步前进。


这时天已开始放晴。虽然恶劣的气候把我们完成任务的时间推迟了2天，但直升飞机还是来接我们了。我们到达开阔地后，听见直升机飞过来的隆隆声。在直升机降落过程中，地上的雪被吹得四处飞舞——这是7天来我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


我们飞回位于达洛尼加的突击队基地营地，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突击队分部指挥官（一名上校）和一批医生以及随军牧师在那里迎接我们。医生对我们每个人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大问题（有一些小小的冻伤——耳朵、手指以及脚趾）。接下来是一顿热饭菜——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通。吃完后我们上了公共汽车，被送回本宁堡。


在返回的途中，我听一名突击队员学校的教官说，在火堆旁被我们放倒的2个人，实际上是大坝上修理爆裂水管的2名工人。他们根本不是“坏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以连的队形集合，看看谁赢得了突击队员证章。没有邀请任何来宾。点到你的名，你就出列。点名之后，大约还有20个人留在原地——他们经过所有的训练，可是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能够拿到突击队员证章。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但这就是训练的要求。标准是必须达到的。


训练


卡尔?斯廷纳是陆军中有名的训练专家，他在陆军中担任的许多职务都直接与训练有关。以下是他关于这方面体验的一些想法：


在我的军旅生涯初期，我意识到军事训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不仅仅训练军人去作战，而且培养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人生的价值观：个人特性、原则、伦理、正确的动机、热爱国家以及自我尊重。换句话说，应当体现出我们伟大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具有的价值观念。我们的任何社会机构都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环境，提供这样的关爱和全身心投入的领导，来培养和造就这些自愿为国家服务的男女公民们。并不是每个军人都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人，但是绝大多数人肯定会成为那样的人。他们对自己所得到的这种机会和关爱将永远铭记在心，因为他们的人生因此而有了更广阔的前景。


根据我的判断，无论对什么军种、什么部队来说，训练都是培养战斗力最基本的要素。能有精良的装备当然再好不过，我认为是多多益善，可是，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需要训练有素的人。那些非人的装备和技术，根本无法取代训练有素的陆军、海军、空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的军人。


在我们的军队中，训练的目的必须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个体和每个单位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效率。


为达此目的，指挥员必须亲自参与制订本部队的训练计划。而计划的制订必须建立在对部队的任务要求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并据此制订出训练的基本任务表；所有下属单位都要根据任务制订出自己的基本任务表。


下一步就是通过分析来确定与基本任务表一致的具体任务，以便成功地完成各自具体的任务，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根据什么“标准”来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些关键的要素，即“任务列表、任务、条件，以及标准”，是训练计划的“核心”要素。这是陆军的机制，我知道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制。


一旦训练计划得以确定，我们就必须注意训练方法。一支部队在战斗中能否生存与取胜，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训练。


损失的时间是永远找不回来的


我本人历来比较喜欢严格、贴近实战的训练。在我所指挥过的部队，我一直把这个作为我的首要任务。当然，“关心你的下属”也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严格、贴近实战的训练，我的部下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军人在到了以生命相搏击的前线时，就更能理解这种训练的价值。


因此，每一个军人都应当以战场上能够成功为标准，全面完成每一项训练任务。这种训练可以使个人和部队建立自信——军人之间以及部队内部的这种信心和协作可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不必担心被友军火力杀伤。这不是任何“模拟”或者技术能够取代的。


根据部队作战计划和其他应变要求所制订的符合实战的训练方案，应当作为所有训练的基础。因此，训练必须永远在尽可能困难的和符合实践的情况下进行——模拟的内容必须保证参训人员的安全。换句话说，所有的训练，特别是在小分队和多种武器结合的水平上（营和营以下）的训练，都必须是实弹的，而且要在夜间进行。如果做不到用实弹，那么可以采用激光发射器装置——每一个军人身上都带有激光接收装置——来让每个军人明白，他们什么时候犯了错误而且已经被击中。


以下是我一直坚持的几个训练原则：


●指挥官应当始终让自己的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不需要什么必要的充分训练阶段。如果他有了自己所需的资源，他的部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不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有些原因是他无法控制的，他应当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注意到它，并把这种情况向自己的上级反映，这样就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指挥官应当亲临第一线，对训练进行检查和评估。否则，他将永远不可能了解自己部队的训练与战备的真实情况，也不可能知道如何去组织未来的训练，以纠正部队和个人的这些弱点。


如果一个指挥员不能透彻地了解部队的训练与战备情况，他就不可能对自己的部队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作出真实的判断。


●时间是一个指挥官最重要的财产，是绝对不应当浪费的——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在要求部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都存在着训练的机会——无论这个机会是否与任务有关——领导有责任对这些机会进行前瞻和识别，并对它们加以运用。它们可能是警卫任务、维持治安、葬礼或者许多其他行政活动。这些任务应当由班去完成，而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应当允许个人和单位以其自身的方式来体现其良好的训练姿态，并对其自身表现产生良好的感觉。


例如，在车辆较少的时候，就有许多训练机会——比如反伏击训练——这些机会只有在向指定训练地点作步行战术运动时才能获得。


在指挥链上的所有军官和士官，都必须为自己的部队准备“小口袋”训练，其目的是利用既没有列入计划、也没有预想到的时间来进行训练。例如：“本来应当按时到达的车辆要30分钟以后才能到。我们先来进行一些迫击炮训练吧。”常常有这样的事，小单位的领导人无法对这样的机会进行适当的重新组织和安排——这就要求司令官对这些领导进行训练。


损失的时间是永远找不回来的。


●如果一个单位没有达到既定训练项目的标准，那么指挥官就应当调整计划，使这个单位留在野外，直到他们达标为止——无论需要多长的时间。绝对不要说：“下次外出我们再纠正这种缺陷。”在把他们投入实战之前，也许不会有下一次了。


●负责任的（旅、营级）指挥官绝对不能满足于“刚刚”达标。他应当不断“提高横竿”，他的终极目的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名军人的技术和战术效能。例如：步兵班的每个战士都应当拿到专业步兵证章，每一个卫生兵都应能拿到专业野战卫生兵证章，每一个迫击炮手都应当成为枪炮军士，等等。通过这种办法还能得到许多附带的好处——单位的集体荣誉感、凝聚力以及个人提前晋级。


●跨技能的训练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使用以小组为单位操作的武器时，这在战争中对于部队的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战场上不是随时就能得到替补的。


对任何一个成功的指挥官来说，我所说的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靠的就是这些原理和原则。我们在尽自己的责任，把托付给我们的人——美国青年的精华——训练成在战斗中能够打得赢的人。这个责任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它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斗的胜利，而且也是为了保护在我们指挥下的男女军人的生命；它还包括把他们安全地交给他们的亲人，使他们对自己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感到自豪。


在火线上，每个军人都会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充分信赖自己的指挥官，充分信任自己的战友。他们不能指望任何其他人。


最后，这还意味着，一个指挥官有多强，他的部队——无论什么样的部队——就有多强，他们能直接折射他的原则和价值观念、他的奉献精神、他的动机以及他对自己部队的热爱和尊敬。因此，这是一个指挥官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做到的。这是任何其他人都代替不了的工作。


我在陆军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幸在作战部队工作。我遇到过许多为完成临时附带行动所进行的训练和备战——能有这样的机会，我确实感到非常难得。

第五部分：百里挑一


一个大楼的号码


1964年9月，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堡。


陆军营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普通地方。大多数时候，你都知道那里有些什么——早晨的起床号、晚上的熄灯号、班、连、营、体育锻炼、操练、行军、命令、规章、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强化训练、“长官”以及敬礼——还有野生动物的管理。


在美国，许多陆军基地都有野生动物保护计划。在经过选择的田野和训练场地上，种植了玉米、小米、向日葵、冬小麦以及其他粮食作物，这样鸽子、鹌鹑、松鸡、火鸡、鹿和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在那里生长繁衍，栖息隐蔽，免受食肉动物的伤害。此外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土地能给喜欢狩猎的军人提供绝好的狩猎场地。在适当的季节，在某些野生动物保护区，每个星期六都能看见军人猎手的身影。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卡尔?斯廷纳上尉到杰克逊堡已经16个月了。他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完成高级步兵课程之后被调到这儿来的。这是个晴朗而又暖和的下午，是打鸽子的理想天气。突然一辆吉普车呼呼地驶来，车上的喇叭嘟嘟直响，把整个气氛都搅乱了。两个宪兵跳下车，径直朝斯廷纳走来。


“长官，”年长的宪兵匆忙上前，急切地对他说，“有你的命令，长官，是调动，你必须回去看命令。现在就走，长官。要你这个星期就动身。”


这种情况不同寻常，于是斯廷纳问道：“什么性质的命令？”


“我们不知道，长官。他们说是秘密，你必须回去。”


“谁派你们来的？”斯廷纳进一步追问。


他们说了被分配到训练中心指挥部的一个军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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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这就清楚了，”斯廷纳自言自语地说。他很熟悉这个军官，知道他骗人是出了名的。


他对两个宪兵说：“唔，我是不会马上回去的，要过一会儿再走。告诉他不要着急。”于是他们就走了……明显露出担心的神色。斯廷纳留下来继续打猎。


不过，那两个宪兵传达的口信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不断地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没多久，那辆吉普车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们斩钉截铁地说：“长官，你必须返回。那是一道秘密命令。营地准备这个周末就为你和你的家人搬家。”


对此情景斯廷纳心想：也许根本没人在跟我开玩笑。


重新分配的去向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他拿到一个大楼的号码，是他去报到的地方，可是军事专业编号（MOS）确实是保密的。斯廷纳不知道自己会进哪个部门，不过不管是哪个部门，是陆军让他调动的。所以那天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休开始准备搬家，还要带着他们幼小的女儿卡拉。


第二天他们住进了布拉格堡附近一处租借的活动房内，因为当时还没有住房。星期一斯廷纳按照给他的号码到那幢大楼去报到。他一进去，就看见一排军官站在那里，大约有50个人，大多数是上尉，也有一些中尉。他们都是因同一个目的而来的。他们都是接到通知就来了，而且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欢迎来特种部队。


当斯廷纳被调到特种部队时，对特种部队是什么或者干什么都不甚了了。这支部队的神秘性和封闭性在整个军队里是出了名的。他不知道特种部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也不知道它的训练是高强度的。就部队的编制而言，它们的规模很小（1964年大约只有17700人，包括从事心理战和从事民政事务的部队）。他知道这些部队是非常规的，不仅是它们的思想、组织和使命，就连头上戴的都是非正统的绿色贝雷帽。其他东西他还要不断了解。


斯廷纳被分配到（因越南战争升级）新近启用的第三特种兵大队A连，让他去找连长报到。那个连长叫勒布朗，是一位小个子少校，腿上绑了一把猎刀——斯廷纳第一眼就注意到了。


斯廷纳精神抖擞地走进勒布朗的办公室，少校抬起头，皱了皱眉。斯廷纳头上戴着陆军标准的平顶大檐帽。连长见了十分不悦。“这是绝对不行的，”他大声说道。“在你见老头子之前，我先替你纠正纠正。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下你头上那个飞碟。只要你还在我这个部队，就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戴着它。如果再戴，我就把它扔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去。


“你下面要做的事，就是到军需仓库领两顶贝雷帽。要明白，你还没有获准佩戴徽章。”那徽章是他所在部队的标志，表明他是个真正的绿色贝雷帽。“不过你可以佩戴巧克力色的横条条。”这个小横条代表当他有资格领取肩章时，可以佩戴的肩章的颜色。“在你获得前缀Ⅲ的资格之前，你就先这么戴着。”一有了那个徽章，才能说明他通过了特种部队资格课程考试（即所谓的Q课程）。这一般需要10个星期。


接着连长话锋一转谈起了正题。“要你到这儿来，是要把你培养成Ａ级小分队队长。也就是说有两件紧迫的事要你去做。第一件是要你学习收发莫尔斯电码，速度要达到每分钟6个词。能快一些那当然更好，但不能低于6个。你要像小队里的其他人一样，轮流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发电机。”


虽然带领一个普通连队——通常一个连有100 多人——的上尉军官应当精通无线电之类的设备，可是并不指望他在战场当无线电员。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的上尉就不同了。小分队里只有12个人，由于有那么多事情要干，特别是进入敌后时，每个人都必须轮流干许多工作，不能因为军衔不同就有所区别。在60年代初期，战场通信主要是靠老式的安格拉（ANGRA）109无线电收发报机，用莫尔斯电码进行联络。收发报机（没有电池）的电源是笨重的手摇发电机，所以要两个人操作。一个人把电键绑在自己的腿上，进行收发报，另一人则坐在旁边用手摇发电机发电。


分析与决策能力


勒布朗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情是，你必须学会小分队里每个人信仰的宗教中的临终祈祷。因为在大多数时候，没有随军牧师与你们一起行动，所以你要能做这种祈祷。小分队连你在内12个人，其中可能有三四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


这就是给他的指示的内容。


“现在下去把装备领出来。”


接下来就是“老头子”出场——佩里中校。斯廷纳记住了到时候要戴绿色贝雷帽。


“你最后一次跳伞是什么时候？”佩里问道。


特种部队的所有人都必须会跳伞。有些人是参加特种部队之后获得跳伞资格的。有少数人到布拉格堡之前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跳伞了。


“大约６年前，”斯廷纳回答说。


“是这样，我们现在用的降落伞和你用过的不同，所以你必须参加复训。我们这儿还有个规定：你的第一次跳伞通常是在夜间进行。你会喜欢夜间跳伞的。它就像跟老婆上床睡觉一样。”


接着他又说：“你必须知道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每星期五下午4点都要集中欢度1小时。希望你偕同夫人一起来，你将得到一只第三特种兵大队的啤酒杯。我只收你3美元。”实际上，他的办公桌下面就有一箱这种杯子。斯廷纳掏钱买了一只。佩里把杯子递给他的时候说：“你可以在来的时候把它带来，也可以把它挂在我们军官俱乐部酒吧的墙上。”那个军官俱乐部是一间二战时期的平房。


像欢乐时光和啤酒杯这样小小的仪式，在当时比较适宜的政治条件下，也许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但那只是当时陆军中的一种做法——很不完善，比较自由。在整个陆军中，社交文化活动远远比不上现在这样有组织，而且当时对许多行为都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社交活动往往主要是聚会，聚会上每个人都饮酒；星期五下午的“欢乐1小时”成了惯例，而且聚会上往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如今，一个军官如果酒后驾车，就可能断送自己的前程。而在当时，陆军要宽容得多。“军官俱乐部里根本不讲礼节礼貌，”斯廷纳说道。“里面发生打架斗殴，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有掷骰子的，打扑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搞笑逗乐、即兴表演和故意卖弄——都是男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接受的文化。


“我并不是说陆军生活就围绕着这些东西。远非如此。这些只是我们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上班的时候，工作时间很长，而且很累。我们的训练也很艰苦。我们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就像现在一样。不过，我们玩起来也很尽兴。


“不要忘了，我们谈的只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几年的事情。当时陆军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也没有这么专业化。例如，当年的指挥官并不直接参与士兵的训练，而且也不管家属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是在征兵制被取消，我们成为志愿兵之后才开始的。从那以后，对军官和士官的训练也变得比较正规化和制度化——休息时间内的社会活动也是这样。除了大单位一级的社会活动之外，社交生活再也不以军官俱乐部为中心了。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军事设施能够继续以军官俱乐部的活动为中心了，这是由于国会立法的财务管理制度所起的作用。因此，指挥官们往往在自己家里举行宴会招待军官和他们的家属。这样也相对宽松一些，不那么正规，喝酒也有限了。


“这样有利也有弊。如今陆军中也许没有我们当年那样的自发性了，这是一种损失。可是胡闹的人少了，这是一种进步。”


训练


现在，斯廷纳必须学会如何成为特种部队的军人。


1964年，特种部队的使命主要集中在非常规战争（UW）方面，它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苏联在欧洲的扩张。整个特种部队第10大队都驻扎在欧洲，在东欧以及可能被苏联人控制的西欧部分地区，都已隐藏了一些金钱、武器和补给。万一出现华沙集团的入侵，可以把A级小分队空投到敌人后方。他们可以隐蔽起来，等入侵部队过去之后再出来，然后和友好的游击队以及地下武装组织联手。他们的任务是：破坏、颠覆、组织与装备抵抗运动。所有这些都要求有高度的独立性、分析与决策能力。


领导反应课程是训练和检验这些能力的方式。它特别注重协作、想象、智慧、灵活，当然还有领导能力，刚开始的时候还要注意解决物质上和智能上的困难问题。例如，设想一条护城河水深8至10英尺，河面宽度为12英尺。一支进行训练的小分队有一个55加仑的汽油桶以及三根木料，其中两根长11英尺，一根长8英尺。小分队的任务是利用现有材料，把汽油桶（以及他们自己）送到护城河对岸。如果这个小分队具有特种部队军人的素质，他们就能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训练方法是“感觉剥夺”法。在敌人后方独立作战对军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最困难的是没有感情支持。友情、信任和信心就像服从一样，是军人的素质；及时得到支持，能使军人得到强大的平衡力，以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许多优秀的军人之所以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表扬。他们需要来自上级的肯定，承认他们是优秀的、脚踏实地干工作的人。


但特种部队的军人就不是这样。在他们的作战环境中，他们能得到的支持很有限，甚至根本没有或者只是短时间的。有些军人在这种形势下表现出精神和意志力，但也有许多人缺乏这一点。


特种部队采用感觉剥夺训练计划，目的是发现谁具有这方面的素质。事先并不跟这些军人说希望他们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标准，也不说他们做得好与不好。有一天某个军人也许会接到这样一个通知：“早晨6时00分，背着背包到这条路的交叉道口来。”他到达之后，一名军士会拿着一纸命令在那里等着他，命令上也许写着“你必须从某一点运动到某一点”——比方说25英里。这时他就独自出发，除了一张地图和一只罗盘，他没有更多可以提供帮助的东西，也不知道从这一点向另一点运动需要多长时间。当——或者如果——他在指定地点出现的时候，他们只是作一个记录，并不告诉他通过还是没有通过，也不说他是否按时到达。训练的成功不仅要看是否完成了一项困难任务，而且要看这个军人在完成任务时是否完全依靠自身内在的资源。


一个群体应当如何运作


特种部队的训练大多数是根据类似“规则”进行的。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人必须进行特定技能的训练。前文已经说过，A级小分队的每个军人不仅要掌握自己的专项技能，而且要掌握其他人的专项技能。


斯廷纳见到那个将由他指挥8个月的A级小分队之后，印象很深。他的小分队的成员都是很有经验的职业特种部队军人。大多数人年纪都比他大许多，也许有一半是《洛奇法》生效后来自东欧国家的志愿者。他们已经熟悉了非常规作战和秘密作战，而且都会说一到两种其他语言。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也刚认识不久，是在第3特种兵大队成立后被重新分配来的，还没有作为A级小分队在一起训练过。在斯廷纳参加资格课程训练的几个星期内，他的小分队学习了必要的知识，即作为一个群体应当如何运作。


在60年代，Ａ级小分队的全体成员都进行了下面几项技能的训练：


每个军人都要成为神枪手，能够熟练使用个人的武器（手枪）和M16步枪，还要熟悉其他武器，例如AK47步枪，因为他可能被派到使用这种武器的地区。他必须能用这些武器进行比较准确的射击，对他们进行分解和保养。在诸如迫击炮和机关枪这些较大的武器方面，他应当能够正确地架设与使用，发挥它们应有的防卫与支持能力。


每个军人都要学习爆破技术。为了实施桥梁或输电线路爆破，他要掌握所用的炸药种类、炸药形状以及如何安放，学会如何进行漏斗式装药和排障式装药，如何进入封闭的、有人守卫的建筑内部进行爆破，把对建筑物的破坏或建筑物里关押的人质的伤害降至最低程度。他还要学会在自己没有炸药的情况下，如何获得必要的东西，并能用当地的资源制造炸药。


每个军人都要接受通信联络方面的训练——收发莫尔斯电码和编写电码。小分队在敌后行动的时候，只能每隔一两天用无线电联络一次。通信军士将用电台发送信息。不过，小分队每个人都能操作他们所使用的各类设备。


每个军人都要接受急救训练。


每个军人都要学会秘密作战与隐蔽作战的方法，学会如何建立情报网、逃脱与规避网；学会如何在夜间接受补给；学会如何建立飞机降落场并引导飞机进场；学会如何建立伞兵降落场。他还要学习秘密渗透以及秘密渗出技术、地面导航，以及特别（深度）侦察，即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接看到敌人不希望他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他要一连几天潜伏在隐蔽地点——小分队开挖的地下洞穴，然后在上面覆以泥土和树枝或者其他用作掩蔽的东西。


每个军人都要学习他所在地区的实用语言知识，比如在欧洲的第10大队成员就要学习一些德语，而第3大队的人则学习一些斯瓦希里语。后来，熟练使用语言的要求被大幅度提高，特种部队的人要在6个月到1年的时间内全日制地投入语言学习。1964年的时候还不要求熟练掌握外语，只要求军人能用外语进行简单的基本会话。


与此同时，每个军人都要接受适当的文化训练。这样，在进入一个国家之后，他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能在他所帮助的人民中赢得朋友，而不是失去他们或者与他们产生隔阂，从而影响自己任务的完成。


最后，虽然每个Ａ级小分队的指挥官都有一个作战参谋军士和一个武器参谋军士帮助他，但他仍然有责任间接了解火力支援情况——炮兵火力和迫击炮火力——以及如何最准确有效地运用这些火力。他必须了解如何部署防御火力，以及在必要时如何请求空中与海上的火力支援。


资格课程是课堂教学与野外训练相结合的课程，而且特别侧重于野外。对卡尔?斯廷纳和与他同时调来的其他五十来个军官来说，这是一个——再一次——被加速的课程。它不是常规的10个星期训练，而是压缩到7个星期。如今的资格课程时间要长得多。


在60年代，大部分课程都在布拉格堡的烟幕弹山的特种兵总部大楼、在二战时期留下的挡风板搭建的营房里进行的。有时候还在比较小的勤务兵住的平房里进行。空调是想都不要想的，因为学员不是到那里去享受的。


一个星期的基本训练课程结束之后，每个人都要到野外去一两个星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能运用到实践中。这个过程就是整个课程的标准模式。


野外教学与实践都在布拉格堡和邻近的麦考尔营训练场进行。麦考尔营在尤沃里国家林地，离北卡罗来纳州50英里。后来，这个营地被改建成一个设施齐全的特种兵训练场地。可是当年它根本没有训练设施，只有一个二战时遗留下来的第82空降师滑翔机训练场以及房屋被拆除后留下的钢筋水泥地基。


最后，所有的教学和训练都反映在尤沃里国家林地中进行的一次大型演习中。演习的名称是火鸡林，现在叫罗宾?塞奇。


火鸡林演习大体上是这样的：军官学员被编成模拟的Ａ级小分队，被部署到一个假想的国家（出于演习的原因，往往被称为佩因兰佩因兰是英文Pineland的音译。）。他们在那里将与佩因兰的当地人接触，并把他们转变成游击队。这些人的角色往往由来自布拉格堡的支援部队的军人担任（也许有250人），他们的衣着和行为都跟老百姓一样。


Ａ级小分队的任务是和游击队队长合作（而这个队长往往很难打交道），把他的追随者们转变为游击队，让他们做小分队想让他们做的事情——炸毁桥梁，炸毁输电线路，设置埋伏，从事其他形式的非常规战争任务——同时进行民政事务方面的工作，目的是在当地赢得人心。


能够圆满完成这些任务的军人所受到的奖赏是，在他们的绿色贝雷帽上加一个徽章。如果完不成任务，他们将有机会再参加一次资格课程学习，或者把他们送回常规作战部队。和斯廷纳参加这一课程学习的大多数人都通过了考核。


今天已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被淘汰的人更多了，部分原因是现在的标准提高了；另一个原因是，斯廷纳和与他在一起的其他军官是经过精挑细选后被分配到特种部队来的。陆军想把他们留在那里。正如斯廷纳所指出的，今天的特种部队完全是一个志愿部队——“一个三次志愿者的部队。第一次是参加陆军，第二次是获得空降兵资格，第三次是参加特种部队。”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课程都不容易。那些成功地通过这一课程的人，可以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赢得他人的信赖。


完成资格课程之后还有更多的训练。例如……


秘密进入


进入不欢迎美国兵的国家有好几种方法。可以用掩护身份——旅游者、工人或者生意人——偷偷进入；也可以用秘密方式进入——用潜艇、轮船或者飞机；还可以通过空投——这是经常采用的办法。


这就意味着，特种兵大量的时间要跳伞。


卡尔?斯廷纳谈到他们在1964年的做法：


用大型机群空投大批人员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他们全部安全着陆。常规空降部队跳伞的时候，使用的是标准降落伞（不可操纵的），为的是最大限度减少空中纠缠的可能性——这是最容易发生伤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他们遵守某种规则，这样成千上万的人跳伞时散落的区域才不至于过宽。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采取“交叉装载”的运载方式。每一架飞机上都装载着若干个班或排，再加上机组成员，以便他们到各自的目标地区上空跳伞。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落地后的集结时间，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在执行跳伞任务时，飞机驾驶员统管一切。在飞机尾部的跳伞长负责指挥所有伞兵。这就意味着跳伞长必须对自己的职责了如指掌。他的具体做法是，随时与驾驶员保持联系，随时研究地图，在图上标出检查点——如地面上的河流、桥梁和其他具有自然特征的标记。对这些检查点，他在飞往降落地区上空的途中，要能够逐一识别。


与此同时，在驾驶舱中的驾驶员视野比较开阔，可以随时通报情况，提供帮助。报告“我们已经飞越某某河”或者“我们正在接近某个地貌特征区”。


把A级小分队嵌入我们所说的“不友好地区”（美国军人不受欢迎、可能非常危险的地区），就要求小分队着陆时相互之间能尽可能地靠得近些。


那时候，东条降落伞已经取代了我们当年训练中使用的老式的、比较简单的降落伞。东条降落伞在下落过程中可以控制角度，但还不足以达到使你能够瞄准地面目标射击的地步，不过已经足以使小分队在空中相对集中，使他们在落地后相互之间距离不至于太大。


东条降落伞的外形与普通雨伞的伞盖相似，但它的背后有一个椭圆形的、面积20平方英尺的开口，可以产生8节风速的推力。这种降落伞上有个带滚轮的升降杆，在你跳出飞机之后就启动了。通过它可以使伞盖向某个方向倾斜，你就可以控制推力的方向。


你刚跳出飞机时，升降杆是用叉子固定在吊伞绳上的。到了空中之后，你拔掉那个叉子，升降杆被松开，可以在滚轮上移动。例如，如果你想向右转，你就把手伸到右后侧，抓住右后侧的升降杆，用左手抓住左前方的升降杆。接着压下右后侧的升降杆，抬起左前方的升降杆，这样就使降落伞发生倾斜，你就会向右转。等你转到理想的位置，再使它们回到原来位置，这时你的身体就垂直了……或者说，你想尽量转向某个方向，因为你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沿那个方向运动。


在准备着陆之前，伞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降落伞转向逆风。（如果降落伞转向顺风，他的着陆速度就等于风速加上从降落伞的开口处产生的8节风速。）而降落伞往往都会转向顺风并会顺着风飘，也就是说，跳伞者必须不断调节升降杆，从而保持正确的方向。由于特种部队的跳伞大多数是在夜间进行的，能够表明风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跳伞者面部的感觉。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跳伞者将依次顺利跳出飞机。领跳者一般会面对着风，等待大家调节降落伞向他靠拢。大家都力争做到这一点，这样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会在100英尺左右。对于有经验的伞兵来说，50—100英尺的距离是正常范围。这样小分队成员在落地之后相互间的距离就不会太大。这样着陆有利于自卫，因为在着陆地区极易受到攻击。


相互间距离的大小至关重要，因为如果降落伞纠缠在一起，伞盖就有塌缩的危险。东条降落伞尤其如此，因为它们往往会相互推撞。


每个伞兵都有一个备用伞。只要离地面还有500英尺，这个伞就能发挥作用。万一需要打开备用伞的时候，你要用自己的右手去拉那个把手，左手放在备用伞前面。等备用伞从伞包里弹出的时候，立刻用手抓住它。接着你把右手挪到备用伞的边缘，尽量用力把它向你的左侧扔下去，使它能够顺利地打开。


如果还打不开，你就要再来一次。有时候备用伞可能无法完全张开，或者和没有完全张开的主降落伞缠绕在一起。跳伞者受伤的事故通常都发生在落地的时候。如果降落伞被缠住，那就真的麻烦了。


现在，备用降落伞已经大大改进。它的上面装了一发子弹，可以把降落伞盖推向远处，从而大大提高了备用伞张开的百分比，不用担心你的主降落伞会发生故障。


跳伞者还要了解一点，那就是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不要去搜寻地面或者把手伸向地面，而是要寻找林木线的轮廓，因为看见林木线就说明离地面还有50 至30 英尺。这就提醒他要做好着陆准备。这时跳伞者务必要使自己面对着风，务必把双腿和双膝并拢，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着陆后立即顺风翻滚，从而把腿部骨折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


等所有的人都在领跳者四周相对集中之后，领跳者应当尽量对准降落区——那里往往没有很大的空间，也许只是一片林中空地，大约有200—300码宽。他一旦着陆，其他人也都大致到了他的上方，可以直接对准他的方向下来，而且往往能在离他100英尺左右的地方落地。


着陆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分队形式建立自我防御体系。但是你还必须处理降落伞。处理方法有两种：你可以把它带着，也可以把它埋掉。你决不可以把它留在降落区，因为如果这样，就可能被地面上或空中的人发现。


在这两个办法中，带着降落伞走是不可取的。这不仅增加了负载，而且加大了负载物的体积。最理想的办法是走出降落区，在山谷或树林中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掩埋掉，这样它就不会被发现。


无论采取哪种办法，你都要带着降落伞尽快离开降落区。等走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点后，你通常可以在15—20分钟之内把降落伞掩埋掉。


然后你就可以从那儿出发，根据你的计划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地面导航


从给定一个目标到实地找出这个目标，其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原因是在夜间；地形不熟悉，老百姓有潜在敌意，当年还没有夜视镜或者全球定位系统卫星来帮助导航。这些小分队必须非常熟悉地面导航，并且能够用传统方法寻找目标——也就是利用地图、罗盘和天上的星星——也许在突击队员学校就学到了这种方法。


他们必须是识图方面无可非议的专家，他们要会熟练使用罗盘，他们必须知道如何计算自己的步子。


卡尔?斯廷纳继续说道：


为完成一项任务而做准备的时候，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研究目标地区的地图。我们必须绝对熟悉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找到我们的目标（可能是一支游击队或者是我们为比较大的行动而进行潜伏的地方）不容许有大的误差，而且我们也必须避免错误地进入许多我们不受欢迎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记住所有必须了解的东西——所有的地面标志——江河、小溪、水坝、桥梁、道路、交叉路口、发射塔、变电所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筑，此外还有城镇、村庄、警用和军用设施。


一旦进入实地，就要有一个人用罗盘来定向，确定路径，两个记程员要相互配合，进行记步。这些工作，小分队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小分队队长通常不做这些工作，他负责指挥和协调小分队的行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精确地记录走过的里程。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派2个人来干。可是我们也必须确保即使遭到伏击或遇到其他情况，所记的里程数也不丢失，因为有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会把所记的数字忘记。


与此同时，尽管我们记住了地图并对使用罗盘和如何记步很有信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看一看我们是否偏离了方向。这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意味着要核对地图——由于不能发出任何亮光，在黑暗中看图谈何容易！


我们的方法是钻到雨布下面，打开军用手电筒看。军用手电筒电池舱的盖子上有一系列滤色镜，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红色滤色镜，因为红光对夜间的视觉影响最小。队长、他的副手（万一队长遭到不测，此人就接替他指挥）、罗盘员、记步员都钻到雨布下面查对地图，以确定自己是否处于正确的位置，而小分队其他成员就在雨布四周担任警戒。如果发现自己偏离了方向，他们就会拿出一个调整的方案。


比方说，如果我们的罗盘出了问题，那么根据天上的星星确定方位也是一种可用的方法。但我们还是最喜欢用罗盘，因为它不受天气的限制。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认识一些基本星座——在北半球的北斗星、猎户座、天蝎座；在南半球的仙后座。我们知道北斗星勺边上的两颗星的延长线是指向北极星的，这段延长线的距离相当于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5倍。所以只要我们能看见星星，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规划行动路线的最后一点，就是要找到集结地点。如果我们遭到伏击或者与敌人发生其他遭遇，我们就脱离接触，分散行动，到下一个集结地点或者刚刚经过的上一个集结点会合——这取决于队长的决定。


有一种神话认为，特种部队军人喜欢打枪——他们都是像兰博兰博是电影《第一滴血》的主人公。一样的杀人机器，除了消灭敌人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干。这个神话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特种部队军人不是杀人机器；到处都能体现他们的价值。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把他们置于有较大危险的境地，因为他们是经过高级训练的宝贵财富。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要避免战斗。他们要悄悄地隐蔽到树林中，而不是站出来证明自己是多么具有男子气概。实际上在选拔特种部队成员的时候，就从不挑选这样的人。不要兰博式的人，不要蒂姆?麦克维式的人蒂姆?麦克维是制造1995年4月19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市联邦大楼爆炸案的主凶，在这次爆炸中有168人死亡，伤者更多。后来麦克维被判处死刑。。特种部队的军人都是战士，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技能杀人；可是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要像激光束一样准确地把自己的作战能力集中起来。


再补给


在隐蔽或者秘密的环境中生存是不容易的。生活条件无异于旧石器时代。食物靠到处采集。饮水往往是受污染的。很多当地人都想折磨或杀死“美国侵略者”，尽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欢迎他们在那里。


与此同时，野外生存是有限度的。尽管小分队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也许仍然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他们的弹药和药品可能会逐渐耗尽。受伤的人也许不得不撤离。从你所在的地方到好几英里之外的那条供应线也许充满了艰难险阻。


在组织和帮助游击队的时候，对供应的需求也许会变得特别强烈。游击队也许会欢迎或容忍他们的存在，或者愿意与他们发生联系，但他们一心想得到的是美国人的施舍，他们深信美国军人会给他们带去大批的物资——食品、药品、服装、电子设备、武器和弹药。大量的施舍并不是小分队的主要任务，可是游击队往往更感兴趣的是物资而不是作战——这样就给Ａ级小分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多动脑筋，锻炼谈判技巧：“如果你们做了我们认为最好的事情，我们就向你们提供食品和武器。”


不管怎么说，小分队必须知道如何获得再补给。通过潜艇补给的情况是很少的。通常都是通过空投或者空运。


卡尔?斯廷纳谈了这方面的情况：


在需要补给的时候，你先在安格拉109无线电收发报机上用电码发出一个单子，说明你需要什么。至于通过什么办法进行补给——是空投还是空运——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如果是通过空投获得补给，你就要选择一个接受空投物资的地点——树林中的空地，一片平地的边缘，道路上一段空旷处，或一个开阔的小山包。空投场地的信息以及用来向驾驶员提供信号的代码字母（用小的燃烧罐排列组成）都包括在所提出的要求中。一两天之后，你将得知补给送达的时间。送达时间往往在夜里。比方说4月17日3时30分。


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


4月17日，你要带领小分队和游击队（如果你们和游击队合作）在空投场附近设立必要的岗哨，并把空投物资运回营地。在空投前的几分钟，你要用自制的点火罐标出空投点——这些点火罐的制作方法是，在空的C级配给罐头（或者其他金属罐）中装上沙子，然后灌进汽油。在指定空投时间前2分钟，你把罐子的火点上，让它们燃烧两三分钟，但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如果到了指定时间飞机还没有来，你就把火灭掉。


通常执行这种飞行任务的只有一架飞机。驾驶员必须渗入敌人领空，超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确立一条航路，而后利用短暂的5分钟时间寻找这些火光点，空投物资，然后按自己确定的路线向前飞行，这样，也许进行监视的敌人就发现不了空投地点（如果实施了空投的话）。


自然，如果在这5分钟的时间内驾驶员没有发现你，你就得不到补给。那你还必须再一次尝试。


一旦飞机到了头顶上方，你就把那些罐子里的火焰扑灭，准备去抓空投下来的一捆捆东西。通常那些包上都有一盏小灯在闪烁，你可以看见它下落的方向，接着你就向那个地方运动。


找到空投物资以后，你还必须把降落伞以及兜货物的网兜收起来，把空投物资分给搬运的人（他们有可能只是你的队员，也可能是游击队员），然后把这一地区清理干净，让别人看不出你在这儿得到了空投物资。这一切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免被发现而发生危险。


看一看自己实际上获得了什么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空投的食品经常会是一些活的动物。有时候你会听见天上传来“哞哞”的叫声，你知道他们空投的是一只活动物。如果是这样，你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你有农场工作的经验，你会感到庆幸。牛是不会安静的，也没有受过从飞机上跳伞的训练；如果它们着地的时候摔断了腿，那你就麻烦了。即使落地时没有受伤，它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地任你摆布。无论是哪种情况，它们常常都会吼叫或者发出各种声音。所以你必须当场把它们杀掉，然后把肉分割开来，这样搬运的人才能把可食用的部分运走，而把其他部分全部掩埋掉。


有时候你得到的可能是山羊、猪或鸡。总的来说，我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而不大喜欢牛。因为这些动物比较容易弄到，也比较容易控制，而且重量也轻一些，通常一个人就能扛走。


在树林里吃东西使我认识到辣沙司的价值。每个特种兵部队军人的背包里都有一瓶辣沙司。每当我们把动物或者禽类带回营地宰杀之后，我们通常不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好好地烧着吃。在这种情况下，放上一点辣沙司就能掩盖许多不足——路易斯安那州辣沙司、得克萨斯彼得沙司或者塔巴斯科沙司——确实可以起到调味作用。它也有助于为空投的配给食品调味。


当然，补给的故事不仅仅局限于Ａ级小分队。让我们从司令部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


假定有一项给某个外勤Ａ级小分队运送补给的任务。这个任务下达到A级小分队所属的C分队的军需官那里。这位士官的任务就是把东西集中起来。如果是山羊、猪、牛或者鸡，他就必须到某个农场去买（会拨款让他去买的），而且还要为买来的东西准备笼子。


他还要了解其他一些细节，例如用什么样的飞机去完成运输任务，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例如跳伞舱门的尺寸，因为比这个门大的东西是进不去也出不来的。换句话说，它必须根据这个门的大小来选择空投的动物，并且为这些动物准备笼子。


这位士官要亲自参与这次飞行任务，而且还要监督空投。飞行员进入空投地区上空后，这位士官必须把握适当时机，把那个动物、笼子或者那包东西推出舱门，使它落在地面上的Ａ级小分队用火光标出的空投区。


我曾经担任过C分队作训参谋，当时有一个Ａ级小分队要求提供补给，我们准备了空投物资，由一架陆军U10“快信差”飞机担任空投任务。这是一架高机翼、单引擎、超短距离起降的螺旋桨飞机，对机场的要求不高，起飞和降落的滑行都比较短（每次乘坐这种飞机降落，你都会怀疑是不是在迫降，因为飞机着地的撞击很厉害）。虽然从技术上说它是一架四座飞机，我们通常都把后座拆除，给货物留出更大的空间。


准备进行这次补给飞行的当晚，我决定随机前往，看看执行任务的情况。到达机场之后，我发现后勤供应士官正准备把一个装满白色来亨鸡（公鸡与母鸡混装）的大篓子装上U10。篓子的长度大约是飞机内径的2倍，所以篓子有大约一半还在飞机外面。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还在外面，所以在前往空投地点的飞行过程中，那位士官不得不坐在篓子和降落伞上面，防止篓子因颠簸而被甩出飞机。


飞机一发动，羽毛就开始四处飞舞，是螺旋桨产生的风把羽毛从鸡身上吹了下来。不过我什么也没说；这是他的演出，不是我的。从机场起飞时，那些飞扬的鸡毛几乎足以把飞机包起来了，不过我一直保持沉默。


然后，事情的进展非常顺利，我们飞到那里，准确地把东西投了下去。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沼泽地。Ａ级小分队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集结营地，来检验他们自己的表现。我一眼就看见了一只光秃秃的公鸡，而且腿上还绑了一根粗电线——这是他们惟一能拿来拴它的东西。它的浑身上下光溜溜的，只有尾巴上还有一根大约3英寸长的鸡毛，而且还折断了。


我问他们究竟准备怎么处理那只公鸡，他们说：“这个嘛，我们还没决定。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已经决定了，那就是它应当活下去。经过那次飞行活下来的东西都应当多活一段时间。”


处理空投任务使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我们在把给养用飞机直接运送的同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必须了解如何选择和建立简易跑道，如何标示以及如何于夜间引导飞机降落。这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因为做这些事情要完全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空军战斗控制员跟随我们。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小分队的成员和游击队员（如果有游击队员的话）。这样，当飞行员进场的时候，就只能绝对依靠我们的判断。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机场。这对他来说是个空白。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体验


当年我们可以用来完成这项任务的飞机有好几种，而且都是固定翼飞机，因为直升机缺乏足够的航程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陆军用的是U10和驯鹿这两种飞机，而他们都能在泥土机场上起降。但是我们还可以利用比较大的空军C123和C130，但它们必须在道路上降落。我们到现在还有少量的C47在服役。我们还不定期地租用本土民用飞机进行秘密飞行。


接着你应当弄清机场的长度，是泥土地、泥土道路还是铺装道路。你要从头到尾走一遍，务必要确保它的表面不至于太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你要把石块、电线和其他障碍物清除。你要检查四周的树林，计算出飞机进场的滑翔路线，确保飞机不至于撞在树上。你（和游击队员，如果能找到的话）还要摆好点火照明用的火焰罐，以便标示出跑道的长度。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你要通过无线电汇报与机场相关的数据——它的所在地点、大小等——并安排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你们的司令部将制定出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并把这些细节连同你们的任务一起发回给你们，类似这样的内容：“飞机将于6月23日3时30分到达。”这常常意味着有5—10分钟的降落时间。“飞机将从某个方位进场。”


当空投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你和飞机驾驶员之间不会有任何无线电联系。它将根据你提供的视觉信号降落。


等飞机还有5分钟就要到达的时候，你把火焰罐点燃。与此同时，管理机场的无论是谁（军官或者士官），都要带一个有滤光镜的手电筒（通常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蓝色或者绿色）躺在跑道上飞机进场的那一端等候。


飞行员最先看见的就是摇曳的火焰罐发出的闪烁信号。他看见这些信号，就知道可以安全降落。也就是说，他不仅知道了机场的位置，知道你已经把机场准备好了，而且知道你已经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警戒，附近没有敌人。接着他看见的是跑道顶端手电筒发出的信号。于是他就把飞机的左轮对准这个信号（因为他的驾驶座在左侧），在它上方6英尺处滑翔而过。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拿着电筒的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飞机进场的时候就好像是对准你来的。当几吨重的飞机（如果是空军的大型飞机）在你上方大约一个人的高度上笨重地飞过的时候，你要非常冷静。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体验。


飞机降落之后，我们立即卸货。飞行员对你带去卸货的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不怀疑。卸完货之后，他就掉转机头起飞，朝相反的方向飞去。


所有这一切我们演练过许多次。


生存、逃脱与规避


特种部队的军人应当是生存、逃脱与规避的行家。他们必须知道如何野外生存，如何设置陷阱和圈套抓捕动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他们必须是游泳的能手。


卡尔?斯廷纳继续说道：


1964至1965年在越南的时候，有两名士官为了逃避抓捕，在游泳过河时溺水身亡。后来就制定了一项要求：我们都必须学会游泳（我想是要求游1英里）。我们在穿着靴子、全副武装的时候至少要能够游半英里。


如果你背着背包，而且必须带着它，那你就用雨布做一个筏子把背包和其他较重的装备和给养，包括你的武器放上去。你在游泳的时候把它放在后面拖着。


你还必须知道如何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帮助进行营救，特别要了解如何建立搭载区以及如何用镜子向搜索救援飞机发出信号。


军官还要学会特种密码的编写，以便万一在被俘后使用。那是一个非常复杂诡秘的系统，包括在特别设计的密语中如何安排字母的位置。这样，如果允许我们写信，我们就可以使用密语，表明我们被关在什么地方。


特遣小分队的指挥官还必须有设立和运行逃脱与规避网的专门技术。当然，可以利用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从事秘密活动的安全屋安全屋（safe house)看上去与普通房屋一样，实际上是用来从事秘密活动的建筑。、空投点，以及运输网。但是更重要的是挑选适当的人来运行这个网（也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系统来检验他们，确保他们是你可以继续信任的人），并建立起不同的隔离（单元），这样如果你的某个特工人员或者隔离单元出了问题，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不至于受到影响。如果建立起这样的系统，而且能够正确运行，那么一个单元的人就不知道另一个单元的人是谁。


你必须用同样的方法组织和分割你的运输系统。如果你的计划是把人员从这里运送到那里，并把他们放在某个地点，由其他人运送到另一个单元的安全屋，整个体系的完整运作只有分队的指挥官才应当知道。


与此同时，进入这个网的“贵重货物”对于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命运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通常也没有自我防卫能力：他们的生命完全取决于建立这个网络的人们。


我在接受生存、逃脱与规避训练的时候，来自情报系统方面的报告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被越共和北越人抓住的美军战俘的可怕生活状况和所受到的折磨。因此，在我们的训练计划中专门增加了一项特别的内容，即抵抗训练。


虽然我们受到的训练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强度和符合实战，但是依然非常严格，因为我们是刚刚开始这样的训练，而且我们的课程也拿不出太多的时间。它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好处。


今天——我们有了那些战俘的体验，他们挺住了并且活了下来——在特种部队资格课程中增加了19天的强化训练，课程的名称是“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SERE）。在这个训练中，学员被置于战俘的地位（只是没有人员受伤，而且受到专业医务人员的密切监护），体验一下如果被俘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和受到的对待。这种局面使学员了解到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和身体耐力的绝对极限，对于被俘后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资格课程的高潮


等我完成了这项训练之后，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接受了可能是最好的训练，从技术和战术水平上把我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战斗指挥官。然而，我还没有经历过实战。


资格课程，特别是“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训练，使我有了战斗的真实体验，这是我在其他所有训练中都没有体验过的。它们使我懂得，为了使指挥官在战斗中具有并表现出自己部下所期待的勇敢精神，他自己必须找到与自己和平共处的办法。对我来说，这种力量来自我与上帝的信任关系。这种力量使得一个人毫无畏惧地度过每一天。据我所知在战斗中是没有无神论者的，我也不指望发现一个这样的人。


我认为卡尔?斯廷纳不是发现这个启示的惟一的人。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对战场上的所有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来说，信念是大多数人内在力量与动机的源泉。我知道它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


毕业演习：火鸡林/罗宾?塞奇


毕业演习是一次非常规战争的战地训练演习，在布拉格堡西北约75英里的尤沃里国家林地及其周围的居民区举行，持续时间大约3个星期，是资格课程的高潮。在这段时间里，特种部队学员被编成若干个A级小分队，把他们在训练中学到的技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


为了斯廷纳他们所参加的火鸡林演习，这个训练地区成了一个名叫“佩因兰”的虚拟国家。它由一个腐败的左翼政府领导，受到一个较大的共产党国家的支持。有一支反政府游击队正在力图推翻这个政府，引进民主，但是他们需要帮助。那个共产党大国保证派出部队帮助佩因兰政府消灭游击队。


这次演习组织得尽可能真实。例如，当地老百姓扮演了各种角色，并向双方提供支持。反游击队武装通常是一个战备旅，而游击队大体上有100—150人，是从布拉格堡的各个支援部队抽调来的。


缺乏经验的特种部队学员在自己的A级小分队里接受对他们的专业技能、战术技能和总体表现的评估。


卡尔?斯廷纳继续说道：


我参加了这次演习的两方，既当了学员也当了游击队长。这次演习不同于1964年那次演习：


A级小分队领受任务之后就进入了“孤立地区”，开始进行准备（孤立地区是每个特种部队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进行准备工作的一个地区）。进入该地区后，他们就见不到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与任务准备工作无关的人员。在火鸡林演习中，这段时间大约有1个星期；如果是一项实际任务，这个时间可能长达6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研究行动的安排以及作战地区的各方面情况——那里的政府、地形、气候、人的个性、游击队、人民、文化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能够得到许多专家的帮助，这些具有高学历的人将向他们提供具体领域的指导。


孤立阶段的最后一步是向大队长及其参谋人员进行简要汇报，通常包括这次使命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完成使命的步骤——精确到第n度。这些细节全都要记在脑子里。小分队的任何成员都不得携带任何命令和书面文字。简要汇报之后，就可以对他们是否已做好出发的准备作出判断。如果作出了“是”的判断，他们就直接从孤立地区进入出发机场，准备离开。


在Ａ级小分队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游击队长（通常是特种部队的一名少校或者上尉）已经进入行动地区，开始争取当地老百姓的工作，目的是建立一个支持游击队的群众基础。


在扮演游击队长角色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休一起驱车前往阿尔伯马尔县（在佩因兰），花上一天时间与人交谈。我去那里的杂货店、餐馆以及我能找到的人多的地方。我想寻找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例如，在一个地方，我听说有个大型奶牛场的主人遇到了麻烦，无法及时为他的奶牛挤奶，而且地里的庄稼也无人收割，主要原因是他的妻子得了癌症，情况很糟糕。


我去看了他，说明了我的身份，跟他说了我们即将开始的训练演习。他对我说，虽然他听说过，但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我告诉他，我是在田纳西州一个农场长大的，非常理解他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为他既要经营农场，又要照顾生病的妻子。


“再过一两天，”我对他说，“我将要有大约150名士兵，全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来当我的游击队员。我将从这些人里挑选四五个农场长大的士兵，让他们和你住在一起，帮你干活。你可以让他们住在鸡舍里，或者住在挤奶场里，或者你想让他们住的任何其他地方。他们听你的使唤，可以帮你收庄稼，挤奶或者干别的活。


“如果来了反游击队武装，要抓我的游击队员，我只要求你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想抓人，我只求你说一句：‘那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跟那些事情从来不沾边。我不希望你们的卡车从我的地里开过。’”这一次扮演反游击队武装的是101空降师。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那就是向你借一辆卡车，也许一个星期用一两个晚上，运送15到20名游击队员去模拟炸毁一座桥梁或者某个类似的目标。”


“这没问题，”他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这太好了，”我说道，“你是不是问一问你的朋友们，看他们是不是也需要什么帮助？”


他告诉我他愿意这样做，而且确实这样做了。


然后我提醒他说，我们的相互信任非常重要。我对他说：“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就可能损失所有的游击队员，那样我们也就无法帮助你和你的朋友们了。”


他告诉我，他懂得这一点，他也这样做了。


另外，通过这位农场主的帮助，我得以同其他人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最终成为我在整个社区中的活动基础的主要部分。


一次确保空降区安全的演练


我还和当地的一些牧师取得了联系，想看看他们的教区有哪些人需要帮助。他们向我提供了许多人，这些人为我的游击队小组提供了保护和支持。


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把人民组织起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都想参与并且提供帮助——有时候大大超出你的实际需要。


通常在特种部队学员进入之前，我就把我的游击队带进了那个地区，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与当地人密切接触，建立起适当的行动基地。他们来了之后，我就挑选一些人，让他们去帮助我事先联系好的那些人（比如那个奶牛场的主人），并且让他们住在那里。


不过在他们去之前，我就制定了相关的标准、原则和行为法规。我跟他们说：“举止行为要绝对端正。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爱护他们的财产，不许胡来（口头上或者其他方面），不许愚弄人，不许发生有损于你们的道德以及妨碍我们与人民生活与合作的任何事情。我们来这里是帮助他们的，如果我能这样做，他们也会帮助我们的。没有他们的保护和支持，我们就无法生存。你们谁出了事情，谁就完蛋——你的职业生涯也就完了。顺便说一句，不许饮酒！”


我还会对他们说：“要去教堂，如果有可能，就参加唱诗班，要熟悉教堂里的每个人。如果你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让他们尊敬你，他们就会保护你，我们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能得到他们的合作。”


我总是想把我的游击队员放在社区的关键部位。他们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就是我的情报网。这样我就能及时了解整个县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A级小分队进入的前两天，我的游击队员会集中起来，以便组织我们的“集结营地”，研究与Ａ级小分队接头和接待他们的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一次确保空降区安全的演练。


小分队空降之后，通常是助理游击队长（特种部队的士官）去接头，并引导他们进入集结营地。等他们到了那里，就告诉他们游击队长明天上午与他们见面。这天晚上的其余时间，小分队就在营地里，通常由游击队为他们站岗放哨。


上午的见面会通常为1小时。游击队长总是要出一些难题。他开始的时候总是提出一些很难满足的要求，使得Ａ级小分队队长感到非常为难。我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评估小分队队长的能力，看他能不能和游击队长建立密切的关系，并获得他足够的信任，从而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见面之后，游击队长会提出一份他所要求的补给和物资的单子，并简要说明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以及训练方面所需要的帮助。


A级小分队队长在布拉格堡的孤立阶段就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现在他提出了他的游击队训练计划。


正规训练的初期阶段往往于第二天上午开始。这项工作展开之后，A级小分队对游击队为作战而进行的训练进行评定与估价。与此同时，小分队队长和游击队长共同制定行动计划，为完成总体战略目标而提出具体的目标。


这项计划中除了战术方面，还有心理战和民政事务的内容，因为它们在确保得到人民支持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全部的努力都必须是真正协调一致的，局部要支持整体。


当然，我已经做了一些社区的民政工作，向当地人提供经过挑选的游击队员，与他们一道工作，比如帮助那个妻子患了癌症的奶牛场场主。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可做——比如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帮助，让我们的卫生兵为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乡村提供医疗服务。我们还让游击队员（免费义工）清扫操场和墓地之类的地方。为了扩大和加强我的情报工作网以及群众的支持基础，我还让游击队员（两人一组）到城镇和乡村的维修部门去工作。


A级小分队还增加了一名心理战方面的专家，他除了干其他事之外，还要能制作传单（当然和我们今天相比，那只是一种很土的办法）。然而，我们制作并散发了传单，目的在于破坏反游击队部队的士气、忠诚和战斗力，赢得和扩大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在夜间从空中撒传单或者派人分发传单；它们的效果非常好——尤其在抑制反游击队武装方面。例如，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都不让他们使用，甚至不让他们通过他们的土地，而与此同时却向我们提供了掩护和支持。


我认为这是我对心理战的真正力量的初步理解。如果你能够影响并控制人们的思想，那么你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可以把人员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到第一个星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训练游击队的工作进展顺利，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袭击一个突出目标（例如桥梁）。与此同时，当地的农场主、送面包工人以及县里的维修部门都为我们的运输提供了车辆——甚至为我们对某些目标实施侦察。到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游击队已经学会了对较大的目标进行排级规模的袭击（30—40人）。到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星期，他们就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袭击。


在这项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在一个我们以前根本不了解的社区运作），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反游击队武装抓获——虽然他们日日夜夜对我们进行跟踪。我们的Ａ级小分队队员和游击队员没有干过一件坏事。没有一个人干过任何使我们感到丢脸的事。


由于我们的行动，佩因兰的左翼政府被民主力量所推翻和取代。


现在是不是到了Ａ级小分队返回的时候了？还没有。


非常规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它有个结束。很简单，任何一个新政府，如果得不到扶持它上台的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的。它也不能允许一个强大武装力量游离于它的控制之外。处理这些可能性的最佳办法，是由我们的人来制定一个计划，对游击队进行改编或者解除它的武装。这是他们返回之前必须做的工作。（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行动的顺利进行通常取决于新政府对游击队领导人的让步。）


1964年的资格课程就这样结束了。我很自豪地说，参加这一行动的特种部队的所有学员都赢得了一枚“徽章”，表明他们成了完全合格的绿色贝雷帽。


今日特种部队的训练


在最近几年中，特种部队的使命地区已经扩大。由于出现这种情况，人员选择过程的范围以及训练计划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今天，正规资格课程的第一阶段长达24—36个月，这取决于学员的军事专业。


申请参加特种部队的都是志愿者。他们必须是空降训练合格、身体条件好，而且在他们的背景中，至少没有不符合秘密等级安全要求的污点。


特种部队资格课程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阶段（麦考尔营）：特种部队评估和选拔——25天●第二阶段（麦考尔营）：地面导航，小单位训练，实弹射击——48天●第三阶段（布拉格堡）：军事专业训练：


18B（武器使用）——2个月


18C（工兵技术）——2个月


18D（医疗卫生）——12个月


18E（突击队）——4个月


●第四阶段（麦考尔营）：包括罗宾?塞奇演习（2个星期）——39天●“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阶段（麦考尔营）：19天●毕业典礼：授予徽章


●语言训练：4—6个月


从体能上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是特种部队评估和选拔阶段，因为在此期间，军人受到不断的评估，看他们是否具有必要的素质。第一个星期的目的是评估学员的情感和心理方面的情况，主要是通过笔试和实际检验。第二个星期是测试学员的耐力、体力、意志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它包括一个完整的体能测试计划，其中有计时跑步、障碍课程、负重行军、白天和夜晚的地面导航，还有穿着军装和皮靴的泅渡。在这个星期里，将剥夺学员的睡眠，让他们接受更多的心理测试，对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能否有效发挥自己的能力等进行评估。第三个星期把学员看作一个个体以及群体中的成员，对他的领导能力进行评估。


在这3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一个由一批公正的高级军官和士官组成的委员会对每个学员的表现进行考察，对他是否适合接受特种部队的训练作出最后决定。这个委员会还为每个学员推荐一个他所擅长的军事职业技能。


评估和选拔阶段的课程每年举办8次。在过去，平均入选率大约是29%。可是近年来入选率上升到50%。一个更加严格的预选过程以及申请者的较好素质说明，这种较高的入选率并没有影响质量。没有被选上的学员回到自己部队的时候，都带着一封推荐信。有些人获准再次参加选拔，有些人在第二次选拔时被选中。


与此同时，那些被选中的人将参加资格课程（第二阶段）训练。他们必须令人满意地完成他们必须学会的军事专业（包括罗宾?塞奇演习以及“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训练课程）。


在毕业并被授予“徽章”之后，每个军人都被分配到一个基层部队，但是在他加入Ａ级小分队之前，他还必须完成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语言培训（取决于他所在部队未来的活动地区）。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基本技能，可是作为一个小分队的成员，他还要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不断进行训练。他的另一个正式课程（很快就要进行）将是军事自由落体（降落伞）或者战斗潜水（水下呼吸器）训练。此外，他还将开始接受他的使命地区的文化知识的正规强化训练。


卡尔?斯廷纳，绿色贝雷帽


从资格课程毕业后的2个月中，斯廷纳参加了跳伞长学校的学习（在布拉格堡，2个星期），并且在尤沃里国家林地的野外训练演习中，进一步提高了他领导Ａ级小分队方面的能力。


1965年1月以及随后的6个月，斯廷纳是第3特种兵大队A连B分队的队长。他们进行了更多的野外训练，而且规模也更大。


有一个演习我记得特别清楚（按照“火鸡林”演习的模式），有两个Ｂ级小分队参加——我的小分队扮演的是反游击队的角色，对垒的是查理?约翰逊上尉扮演的非常规战争游击队的角色。演习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它的北面是泰特斯维尔市，南面是墨尔本市，西面靠近圣约翰河，东面濒临大西洋。这一带是老百姓的私人土地，还有一些是用作军事训练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接受过某一个Ｂ级小分队的组织和训练，而且参与热情特别高。为了提供支持，陆军航空部队被广泛用于支持。双方都使用了汽船（为越南战争进行的大规模预备训练）。


演习结束的时候，为了使那些参与我们行动的平民朋友减少一些敏感性，重新团结起来（有些人过于投入——他们实际上想继续和他们的“敌人”战斗，有些人还带着枪），我们为整个社区的人举办了一次烧烤野餐会，还进行了军事表演。这很有作用。和平得以恢复。


第二天，在我们准备飞回布拉格堡之前，我看见飞机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乱哄哄的一大群人。


有几个士官想把一条4英尺长的鳄鱼作为连队的吉祥物偷偷地带回去。我走过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发现那条鳄鱼挣脱了绳子，他们正想办法制服它。最后他们终于制服了它，用绳子把它从头到尾捆了个结结实实。


我们降落之后，受到我们的长官霍伊特中校以及亚瑟军士长的欢迎。军士长立刻发现了偷运鳄鱼的事，把4个偷运者和那条鳄鱼带回连里，让他们花了大半夜时间为鳄鱼挖了一个水塘。他们把它的腿用铁链拴住，这样它就无法挣脱，不会把连队真正的吉祥物（一条狗）吃掉。


我没有就此停下来。士官们认为那条鳄鱼也必须具有“空降”资格，尤其是因为那条狗已经有了这个资格。所以他们偷偷地与管索具装配的人谈妥，给它打一个笼头，再特制一顶降落伞。大约1个星期之后，在圣母教堂空降区进行了一次计划中的跳伞。他们把这条鳄鱼推出飞机，然后跟随它跳伞降落到地面。它落下去的时候没问题，可是等他们走到它着陆的地方，他们只看见那条铁链和那顶降落伞。那条鳄鱼已经挣脱了链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13年之后，布拉格堡的野生动物管理员在圣母教堂空降区西端的沼泽里发现了一条7英尺长的鳄鱼。那是布拉格堡惟一的一条鳄鱼——它是如何到那里的，至今仍是个谜。


军人，尤其是特种部队的军人，总是在发挥想象，寻找自娱自乐的办法。只要是合法、合乎道德、不伤害他人，就没有错。


训练演习结束之后


1965年7月，在佛罗里达州的训练演习结束之后，我当上了连里的作训参谋，负责训练和战备。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1966年春。后来我离开特种部队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思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各军兵种都由于越南问题而扩大，大量的新兵被征召到陆军中，训练中心达到了饱和。


当年8月，整个连队被调到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皮斯加国家林地，在崎岖的高山地区进行训练。连队当时有一个连部和两个Ｂ级小分队（第三个Ｂ级小分队在埃塞俄比亚执行任务）。这项训练任务持续了大约1个星期的时候，我在调频收音机上收到了霍伊特中校的呼叫——我可以判断出他是在一架直升飞机上——要我到离我们的集结营地大约10英里之外的一个道路交叉口去见他。


我跳上租用的皮卡小货车，径直朝那个地方开去，心想他飞这么远过来（100多英里）有点异乎寻常。无论是什么原因，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比他先到那个交叉路口，在路口旁边一块小空地上用我们经常随身携带的橙黄色信号布板标出了降落场地。


10分钟之后，他的直升机降落，他没有关直升飞机的发动机，就跑到我面前。“你把部队带回布拉格堡需要多长时间？”他问道——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要一会儿，”我回答说。“因为他们都分散在山里，在不同的训练区，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运输力量把整个连队一次运走。用我们现有的车辆，加上他们从当地有关系的老百姓那里借一部分车辆，我想我们可以在夜间某个时候回到布拉格堡。”


“好的，”他说道。“回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出发。”


接着他解释说：“训练中心已经人满为患。今天早晨刚接到一项任务，要我们为三四天之后就到布拉格堡来的大约500名新征召的步兵进行基本入伍训练。


“大队正在研究让他们住在哪里，”他接着说。“哪一部分训练可以比较有效地由委员会来完成”——武器使用训练之类的——“等我回去的时候，这项工作就应当有个最终的眉目了。


“在大队里，你对这种训练比其他人都有经验，”他接着说，“大队长”——当时是勒鲁瓦?斯坦利上校——“和我想让你带一批精选的干部前往杰克逊堡，于上午6时出发，去看看他们如何进行基本作战训练”——这里他指的是前8个星期的训练——“然后把你能收集到的课程计划带回来。”


“这没问题，长官，”我回答说。“我马上就回连里，让他们行动起来。至于基本训练的部分，从头到尾我都了如指掌，闭着眼睛也可以把这些科目教下来。但是，开始的时候还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一些基本训练，这我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完成，并且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继续进行。


“长官，为了比较顺利地组织训练，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去挑选和配备一个训练营的干部。这个训练营由3个连组成。”接着我大体上说了这样一个结构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这3个连应当由上尉军官指挥，军士长由一名一级军士长担任；每个连的4个排长由中尉担任，副排长由一名军士长或者一级军士担任；每个排有4个班，班长由参谋军士或中士担任。”我还对他说，如果能让3名连长加上各排派出的1名代表（军官或者士官）和我一起去杰克逊堡（总共15个人），亲自看一看这项训练是如何组织的，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可以，”霍伊特回答说。“其中一个连由你指挥。你把你那儿的人集中起来，我回去确保挑选适当的人前往杰克逊堡。”


在返回集结营地的途中，我心里在想：“伙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造就一个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营。有这么多优秀的士官，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些新兵训练出来。”


这时候我不禁把我们参加训练的特种部队的表现与我上一次在杰克逊堡参训时要处理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对比。当时参加训练管理的人有我、内德?莱尔（一名优秀的军士长，据我所知他是陆军中惟一获准把刺刀作为奖章佩戴的人）、一名专业4级连部文书（当时正面临着囤积信件和私藏色情材料的指控）、4名士官（都有医生证明，免除他们早晨20分钟的跑步；于是我把他们放在战略位置上，这样，我在管理连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管管那些掉队的人）、一个伙房的军士（他服用止痛药物已经上瘾），此外还有一个我不信任的军需士官。这就是与我共事的几个人，我认为我们干得不错——实事求是地说。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在杰克逊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要管两个连200多名新兵的训练，每个连都有自身的训练周期：其中一个连已经开训7个星期，另一个连才刚刚开始1个星期。我们在安排训练的时候，确保每个连自始至终有一个士官跟着。另外2名士官和我从凌晨4时到中午训练一个连，从下午1时到晚上9时训练另一个连。


换句话说，考虑到我们执行这次任务的将是一批有才干并且能关心部下的干部，这对我们来说将是小菜一碟，对我们以及那些新兵都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霍伊特中校离开后，我就打电话给集结营地，告诉无线电员通知各分队长，要他们做好准备，我一回去就开会。


开会的时候，我把新的任务告诉了各分队长，指示他们以“渗透”的办法把部队拉出来，以便在午夜时分到达布拉格堡。“渗透”意味着可以单车行动，可以走不同的道路，而不必形成车队，走同一条路。我没有告诉他们怎样去做，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想出“怎么做”的办法。


现在是大约下午3时；他们有9个小时来完成返回任务。


第二天早晨5时，我在连部见到霍伊特中校。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部分工作。我所推荐的营级编制的人员名单已经开好，而且挑选出来准备去杰克逊堡的小组已经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可以出发。


出发之前，我向中校提出了另一项要求：“为了把那些新兵领上路，我们需要事先把营房准备好，包括准备好床铺。我们要尽早把这项工作完成，这样在新兵到来之前，我们才能有较多的时间对训练教官进行培训。”我知道有些老资格的士官也许会对准备床铺的事表示出不满，但是我也知道在训练周期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明白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这将体现在新兵的态度和动力上，他们会意识到，在一批善于关心人的职业军人的手下，他们是何其幸运。


在杰克逊堡的日子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观察了正在进行的训练，和那儿的干部进行交流，并把他们的所有课程计划都带了回来。


回到布拉格堡之后，我们用了3天时间进行组织，把我们共用的训练场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我们进行了为期2天的“训练教官培训”，这个训练将使我们顺利完成前2个星期的训练任务。


第四天的下午4时得到通知后，我们接收了大约500名直接从地方征召来的新兵。


随后的8个星期不仅对我们的干部，而且对那些新兵都是一段难忘的、有意义的体验。干部们表现出非凡的职业技能和爱心，整个受训营都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悟性、动机和才智。


虽然受训者后来都作为单个兵员去了越南，许多人都选择军队作为终生职业。有些人后来成为优秀士官，而且又回到了特种部队。另一些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后来都成了职业军官。


越南战争向特种部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特别重要的是训练Ｂ级小分队，于是这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我在第3特种兵大队的最后7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组织、训练、部署了3个派往东南亚（泰国和越南）的Ｂ级小分队。


由于在越南越来越强调反游击战和顾问活动——组织、训练、装备和部署山民部落来对抗北越军队渗透；组织南越机动特攻部队；向南越部队提供顾问——的重要性，战术训练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营和营以下单位的战术，包括空中火力支援及炮火支援的部署和整合。


实际上，我将被安排去部署我们派出的3支部队。可是大约在部署他们之前的1个月，我接到通知说，陆军人事局还没有同意让我去。后来我从人事局得知，原因是我已经被挑选去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然后我将去越南（虽然这一点没有特别说明，我知道我很可能会被分配去那儿的特种部队）。


1966年5月下旬，我离开了第3特种兵大队A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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